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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与禁忌 汉族的崇尚 颜色 与中原汉族相仿，松辽地区的汉人对红颜色也有特殊的崇尚与偏爱。汉民族崇尚红色已有悠久的历史。比如，汉民族的先源民族之一周人即崇尚红色。《礼记·檀弓上》云：“周人尚赤。”由于周人是后来形成华夏民族——汉族的核心主干，所以，“尚赤”崇红的心理素质在华夏汉民族中便占了主导地位。松辽地区的汉民族多是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地区迁入的，所以他们也非常崇尚红颜色，偏爱红颜色。他们把红色视为吉祥、喜庆、美丽、热烈的象征，所以才有称婚礼为“红喜事”。生寿、婚礼中均用红色来点缀气氛。如，生小孩要在门上挂红布；贺寿的寿面要用红纸捆扎；婚礼男家以“红笺”(又称“龙凤简”)书子女年庚及嫁娶日期；新娘子要穿红衣服；迎亲路上，路过庙宇、井、墓，则障以“红毡”，以避邪祟冲犯；新娘子下轿后，头幂“红帕”，并脚踏“红氍毹”进大门。[1] 颜色禁忌 颜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有明确的象征意义的。表现在服饰方面，不同颜色，寓示着高低贵贱、好坏吉凶。因此，许多颜色在一定的环境场合、一定的身份人格方面是禁忌使用的。（1）贵色忌中国人以黄色、紫色、香色等为贵色。这些颜色曾经一度是皇室或权贵人士的专用色，民间百姓禁忌用于服饰。黄色常令人联想到金子的颜色，因有尊贵的寓意。历代皇帝大都喜尚黄色，俗称登基做皇帝为“黄袍加身”。据《清稗类抄》云：“皇子得服金黄蟒袍，诸王非特赐者不能服。”民间就更是禁忌有黄色的衣服了，否则，视为“要造反”、“想篡位”。历来不乏以此来判刑定罪的实例。宋朝时，黝紫色和赤紫色一度成为贵色，民间禁用。据《燕翼贻谋录》云：“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官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禐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褒之服，寝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袍者，独妇人以为衫禐尔。”（转引自《中国民俗与民俗学》第79页）到了清朝，又有香色（降纱，次明黄一类）为贵的习尚，民间也曾一度禁用。据《清稗类抄》云：“国初，皇太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后储位久虚，遂忘其制，嘉庆时，庶民习用香色，至于车帏巾栉，无不滥用，有司初无禁遏之者。”由于皇室、官宦上层社会喜好的变幻和高贵专有的等次不一，民间服饰颜色禁忌还不止如此，据明代何孟春《馀冬序录》内篇云：“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诸浅淡颜色。其大红、青、黄色悉禁勿用。”这里民间禁用的颜色，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颜色的尊贵性质而使然的。服饰上的颜色可以标明穿着者的身份。因此，服饰的高贵颜色的禁忌实质上仍是身居高位的人体禁忌的变形。普通的人们禁忌服用某些颜色，实际上亦是他们禁忌接触某些大人物的“禁忌体”的表现，换一种说法讲，即服饰颜色禁忌，在这里，实际上是把颜色当成了人体禁忌的隔离物——“绝缘体”了。（2）贱色忌民间常以为绿色、碧色、青色为贱色，元、明、清时只有娼妓、优伶等“贱业”中人才用于服饰。据《低俗作品请删除》云：“后代（元以后）人以**为绿色，遂目着绿头巾为**。乐户妻女大半为妓，故又叫开设妓院以妻女卖淫的人为龟，或叫当龟。又以官妓皆籍隶教坊，后人又呼妻女卖淫的人为戴绿头巾，或叫戴绿帽子。”明代也有此说，并且从制度上加以规定，如郎瑛《七类修稿》云：“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按祖制，乐工俱载 巾，系红绿搭膊；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此《会典》所戴也。”何孟春《馀冬序录》云：“教坊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可见明代乐人、伶人、乐工必得“常服”绿头巾。清代亦有此类记载，翟灏《通俗编》云：“又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为乌龟，盖龟不能性交，纵牝者与蛇交也……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盖古赭衣之意。至今里闬，尚以绿头巾相戏也。”《清稗类抄》云：“嘉庆时，优伶皆用青色倭缎、漳绒等绿衣边，以为美饰，如古深衣。”清代优伶，以青衣、绿衣为美饰，或是常服而不察其辱，反以为美吧。但从更远古时代的习尚看，碧、绿、青等色，也仍然是轻贱不尊贵的标志，汉代绿巾虽不限于淫业，“王八”戴，也是贱服，当时只有庖人（宰夫）、卖珠人等戴绿帻。颜师古说：“绿帻，贱人之服也。”唐代碧巾甚至是侮辱囚犯的一种刑罚。据《封演闻见录》云：“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宋代也以著青巾为不肖子弟、屠沽之徒，如沈括《梦溪笔谈》云：“苏州有不逞子弟，纱帽下著青巾。孙伯纯知州判云：‘巾帽为青，屠沽何异？’”可见历来青、绿、碧色均为贱色，士庶黎尼皆避忌用于服饰。皇室贵族就更忌服用了。即便与此等颜色接近的，也很忌讳。据《清稗类抄》云：“衬服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