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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 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 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 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 中。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 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 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 断增加。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 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 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 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 西夏犯边时，辽国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2C3。 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 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 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 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 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 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北宋阶级矛盾和 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 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如 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 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 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 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 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 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范仲淹（989—1052 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宋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很注意 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 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景祐二年（1035 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祐三年， 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 wwwwww..iigguuooxxuuee..ccnn 友情提供 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 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身而 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并以文学 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辩，尹洙则上疏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党为幸，蔡襄 作“四贤一不肖”诗赞誉范仲淹、余靖、欧创修和尹洙，讽刺不能为范仲淹申辩的谏 官高若讷。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不断有人 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朋党 论》一文呈献给宋仁宗，分析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 朋得势，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之朋，国必乱亡，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 之迹为鉴，“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些所谓“真朋”与“伪朋”的对立， 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 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 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