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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史》谶谣中社会历史 　　摘要：历代都有谶谣流传，明代也不例外，《明史》记载的谶谣即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反映。对《明史》记载的谶谣内容、制作原因、背景及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展现明代的社会状况。 　　关键词：谶谣；《明史》；社会历史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55-03 　　 　　谶，《说文解字》曰：“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案：“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1]故而谶可定义为是对未来带有应验性的预言和隐语，它们往往以假托天命与神意的形式出现。谣，是出自民间能流传很广的不讲究音律格式、不求配乐而唱的诗谣俚歌。《尔雅》释乐曰：“徒歌谓之谣。”《初学记》卷十五引《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2]因此，“谶谣是把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通俗流行性结合起来的一种具有语言性的神秘谣歌，是以通俗形式表达神秘内容并预言未来人事荣辱祸福、政治吉凶成败的一种符号，或假借预言铺陈的政治手段。”[3]由于谶谣是一种流传较广的舆论传播方式，在宗法专制社会里，不仅群众喜用此表达意见呼声，即使是历代政治家也都利用谶谣表达个人的观点和私见，从而造成一种大众所向和天意如此的态势，影响到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甚至能影响到时局的走向。谶谣的制作一般利用语言文字的谐音、双关、借代、比兴、对偶、拆字、通假等方法，并融合阴阳五行及生肖，将制作者的目的向社会扩散。中国自先秦时已有谶谣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中有“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的记载，证明西周时期已把谶谣视为能知妖祥的预言了。《史记?周本纪》记周宣王时的童谣“?狐箕服，实亡周国”，即为褒姒亡周的谶谣。其后历代都有流传，明代也不例外。《明史》记载的谶谣即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反映。 　　一、反映明朝的宫廷政治事件 　　宫廷是封建帝王的政治统治的中枢，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政治决策之地。正是因为宫廷处于权力的最高峰，在宫廷内部所发生的皇权之争、朝臣权力之争、外戚与宦官擅权之争等便成了隐秘的话题。因为谶谣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一般群众乃至上层人物都十分崇信谶谣，认为它是上天神灵所预示的未来方向，不可违抗，于是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便利用谶谣将它作为斗争的工具。如《明史?五行志三》载：“建文初年，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是靖难之谶也。”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他的嫡长孙继承，年号为建文。建文帝年少嗣位，锐意革新，故有削藩之策。此举为燕王朱棣叛乱提供了契机，便借口“清君侧”起兵南下，后遂即位，是为明成祖。“高飞上帝畿”指的就是燕王入据京师登上帝位。这种人为的制谶，其目的是使谶谣发挥出操纵性的社会功能，以利于社会进程朝自己的方向驶去。 　　自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后，大明朝平稳前行，到了英宗朱祁镇时，外乱内变并发，明朝处于动荡之中。正统二年，京师大旱，于是街巷小孩捏泥做龙来祈雨，曾有童谣一首：“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事变发生，明英宗被俘而去，其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明景帝。公元1457年正月，英宗复辟，二月景帝病死，史称“夺门之变”。童谣所指即此。正统二年大旱的童谣十余年后“灵验”，足见谶谣一旦被政治家所利用，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的宫廷政治事件，正史的记载往往会曲笔或抹杀。后来论赏“夺门迎复”功劳，封石亨忠国公，其他诸人封爵有差，两京大臣被排斥殆尽，郎中朱铨、龙文等被石亨引用升为侍郎，他们结党营私，广纳重贿，求官者竞相走其后门，故京城便有了“朱三千，龙八百”的谣语。 　　明代后妃虽没像汉唐后妃那样赤裸裸的干预朝政，但她们的政治活动在明朝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曾发生过影响，故《明史》中多有谣语或称颂或揭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妻马皇后辅佐其夫有贤德，对明初政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明史》卷113《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传》中有谣语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明宪宗朱见深即位时年仅十六岁，而原来侍奉宪宗于东宫的万氏已经三十五岁，因机警善迎帝意封为贵妃。二人相差十九岁，虽然曾生一子，却又夭折。万贵妃专宠后宫，凡掖庭嫔妃怀孕者辄被万氏逼饮药堕胎，遂为中外所忧。大臣彭时上疏引用一谣曰“子出多母”，希望皇帝对后妃恩宠均等，以能多子为贵。此谣谚的引用，借社会大众之口言宫中根本之重，从而说明此谣是兼“天意”、“民意”于一体的社会功能。 　　明朝宦官专权尤为严重，致使朝政独揽与政治黑暗。《明史》卷30《五行志三》所载谶谣“委鬼当头坐，茄花满地生”即为现实的反映。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死，九月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魏忠贤升任为司礼监秉笔大臣，其乳母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