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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法律特征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儒、墨、道、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竞相发展，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定。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 　　关键词：中国 古代法律 特征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墨、道、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纵观我国古代法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以刑为主，诸法合一 　　自商鞅“改法为律”， “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且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从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与结构来说，刑事、民事与行政等法律规范被混编于国家的同一基本法典里，不同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编纂为各自独立的法典，因而诸法律规范是合为一体的――在国家基本律典这一载体中，民事、刑事法律规范的确是不分的。中国古代从战国时期李悝作《法经》到清代颁《大清律例》，保持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长达两千三百多年，直至二十世纪初沈家本修律，仿照大陆法系分别制定了刑律、民律、商律、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编制法等部门法，才最终打破了传统的以刑为主诸法合一的局面。 　　二、德主刑辅，以礼入刑 　　多种思想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非常深刻，而其中最重要的沉淀物便是“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理论和实践。从董仲舒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的“德主刑辅”思想的提出，一直到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德主刑辅”作为治国思想和法律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是我国正统的封建法律思想。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依靠行政、刑罚的办法来治国，可以使百姓出于畏惧而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 ；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 ，自觉走上正道。汉初君臣寻求长治久安之道 ，总结历史教训 ，得出结论，认为秦的天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经过经验的总结，重新认识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缺陷。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意思是说，刑罚要以教化为基础，只靠刑罚诛杀，没有教化，用刑再多，坏事也不能禁绝。教化也非万能，只有教化而没有刑罚，坏人就得不到惩罚。历代王朝都把“以德去刑”作为考绩地方官吏的一条标准，地方官吏们也都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使老百姓“息讼止争”，以博取“德政”的美名。董仲舒认为为政之道，只有德刑并用，软硬兼施，才能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亲亲”、“尊尊”原则、“准五服以制罪”等是“引礼入法、礼法融合”的产物，是罪刑确立标准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是“引礼入法”的重要标志。 　　三、君权神授，法自君出 　　传统法律的神圣性来源于“天”，并随着“天”的神圣性转移至被称为“天子”的封建帝王身上，使封建帝王拥有不可置疑的立法权和至高无上的司法权。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轻缓与否无不体现着统治阶级的代表――皇帝的暴政与善政。同时，法律也成为历代帝王的“治世之工具，帝王之私器”。如葛洪《抱朴子》中写道：“刑之为物，国之重器，君自所执，不可假人。犹长剑不可倒提，巨鱼不可脱渊也。”我国从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起，便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可以说源远流长。 奴隶和封建社会的法制都是围绕王权（皇权）进行的，君主“口含天宪”，拥有最高的立法权，法律的制定颁行都需要国王的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由王所出，刑罚由王所定。我国古代“法自君出”、“律由钦定”，以国家制定成文法为主干，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皇权法制化的需要。由君主、国家制定成文法典，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以维系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二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制定和实施，通过国家法制的统一，促进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强化。三是维持家天下的需要。自禅让制被打破后，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