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争论.docVIP

20世纪50―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争论 　　摘 要：联邦德国建国之初，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经历着深刻转型，政治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但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联邦德国学术界及联邦政府政治教育机构对政治教育该如何适应并大力促进西方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争论不休。本文从20世纪50年代的欧廷格与李特之争、60年代的政治教育大讨论、70年代的“解放”与“理性”之争，梳理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争论。这场关于政治教育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德国学术界对当时德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学术思想的方式所作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争论；共识 　　中图分类号：G5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125-06 　　在经历了纳粹的集权专制统治和战败的悲惨??运后，西方式民主似乎是解放并重振德国的唯一力量。盟军主导的“非纳粹化”和“再教育”运动声势浩大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并使联邦德国走上了建立独立自主的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道路。但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联邦德国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教育学者，他们围绕着“政治教育该如何响应政治文化从‘臣服型’到‘参与型’的深刻转型？怎样适应并大力促进西方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场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关于政治教育思想的学术争论，实质上是德国学术界对当时德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学术思想的方式所作的回应，也是一场政府参与下的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思想较量，并极大地推动了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一、20世纪50年代欧廷格和李特的政治教育之争 　　联邦德国建国后，出于反思纳粹和民主化的需要，关于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教育的讨论逐渐热烈起来。隶属内务部、主管政治教育工作的“联邦??土服务中心”?①的建立，推动了这场讨论。重视政治教育和政治文化的建设逐步成为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这一时期的政治教育应该为调动公民政治主动性，形成和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服务？还是应该遵循国家至上，重新形成和巩固权威型政治文化服务？学术界对此展开了争论。著名的“欧廷格与李特之争”反映了争论的主要观点，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讨论的基调。 　　战后至50年代初，德国人民饱受国破家亡、战胜国军事占领管制、国家主权丧失、民生物资供应极其短缺等精神伤痛和生活贫困，他们也难以接受所谓的“民族共同体”、“德意志理想”不过是一场“罪恶的神话”。战争前后巨大的心理落差、被占领的屈辱感与恶劣的生活状况交织在一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所谓“悲悼无能”的氛围，人们互不信任，社会充斥着敌视、冷漠与隔阂，政治冷漠与疏离由此产生。当时，政治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医治纳粹和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的重大心理创伤，解决广泛存在的政治冷漠现象，以形成德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重建事业所必需的最大程度上的“合力”。 　　此时，政治教育争论的起点在于如何看待纳粹及其产生的根源。多数学者从道德角度批评纳粹残暴的恶行，却没有在德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这个根源上找寻原因。德国学者欧廷格?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借鉴了杜威的批判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公民教育思想，指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民教育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国家政治教育都植根于德国的唯心主义，并体现在整个国家中”［1］(P88)。公民或因权利和义务而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或完全服从于国家机器，这样就“在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性。自德意志帝制时代起，德国的这种权威型政治文化就被确定下来”［1］(P88)。但二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却忙于恢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体系，没有在思想上进行深刻的反思。欧廷格认为，政治教育不应由国家和公民的意志决定，而是由人类的主动性决定。针对民众广泛的政治冷漠和对新国家的不认同，欧廷格强调“从政治概念上看，人类合作处于中心地位，而不是国家政权，……友好合作应取代奉承关系所主导的工作观念”［1］(P95)。因此，政治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家庭、学校到协会、政党的妥协合作关系，作为政治教育手段的“合作”应该成为政治团体追求的目标［1］(P135)。 　　随后，欧廷格出版了《政治教育的转折点》一书，并有远见地把传统的教育观视为酝酿纳粹意识形态的温床。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从纳粹罪行去反省，而必须澄清传统政治教育的错误：“传统的政治教育是建立在国家至上的观念上，国家被视为一个和公民相对、在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