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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政府收入合理分配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领导机构，如何调节政府的收入分配，不但关系到政府本身的正常运行，而且还可以对社会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收入分配起到深化认识和推动实践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调节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关键词】：收入分配；调节；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510（2008）0810022-03 　　 　　一、问题的提出 　　 　　从建立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可谓是一个均等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正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产生了激励不足和低效率等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激发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增长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之势。因此，当前理论界、政府部门和民间普遍对收入分配问题十分关注，来自不同方面要求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试图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调节时可能出现的矫枉过正，可望对深化认识和推动实践有所补益。 　　 　　二、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 　　 　　理论上政府存在的理由被认为是弥补市场失灵，然而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市场导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但政府干预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情况的改善。政府再分配的目标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借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运用政府的强制权力来征税和进行转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竞争博弈的后果；另一类是通过直接干预立足于私人产权的竞争基础，通过影响财务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干预缔约自由，改变市场的运行。通过上述途径政府究竟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获得所要追求的公平？是否存在与公平目标相伴生的其他副产品？事实上，政府所能获得的社会公平只是相对的，即使在那些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全面保障的高福利国家，乞讨者也不鲜见，而不公平却是绝对的。甚至更有激进者认为旨在消除不公平的政府政策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帮助穷人的举措往往会使利益流向富人，恶化收入分配。但无论如何，政府再分配产生某些与政策设计初衷相悖的、不合意的副产品是完全可能的。 　　（一）再分配可能模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自从古典学派以来，市场机制被认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能够自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的作用被限定在类似“守夜人”的较小范围之内。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风靡一时，政府的作用被重新发现，用以矫正经济生活中频频出现的市场失灵。然而，多年的实践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同样会出现政府失灵。这是政府对市场不适当替代的历史教训，其代价不可谓不高昂，80年代被称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与之不无关系。 　　政府替代市场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市场失灵，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政府就不应介入经济生活而应交由市场负责。何况政府有扩大自身权力的内在倾向和偏好，一旦介入，退出就变得十分艰难。对中国来说，由于传统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有选择地退出对政府而言是难度较大的，而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控制几乎是驾轻就熟的，因此以市场为导向就是要确保政府坚决地从不属于自己的领域撤出。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就是“把原来的一个无限的和无效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政府再分配所借助的两大类手段，无论是改变市场结果的，还是改变市场运行的，均会对市场活动本身产生不可避免的、致命的影响。比如以税收进行再分配，既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和资源合理配置，也有可能扭曲资源配置，干扰经济有效运行。可见，任由政府挥舞再分配的权柄，可能是不恰当的、急功近利的做法。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收入分配差距确需政府出面予以调节，但如果以为依赖政府、以政府替代市场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浪漫主义实不可取。 　　（二）再分配的效率损失 　　之所以存在再分配的效率损失是因为税收的经济效应，税收会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选择。比如由于存在高收入者边际储蓄倾向较高的假定，对高收入者征税会减少储蓄；又如实行累进程度较高的所得税，家庭储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等等。从社会福利函数的角度看，旨在增进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公平和效率都得到提升；公平和效率都未获得；获得公平的同时付出了效率损失；公平被排斥而得到效率。可见再分配并不必然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再分配的赤字效应 　　政府再分配性课税一般实行较高边际税率的、累进程度较高的税制，但高税率不一定带来高收入，这已被拉弗曲线所证明，税基反而可能遭到侵蚀；与此同时政府转移支付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