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晋商民居中“纠结”礼乐思想.docVIP

浅谈晋商民居中“纠结”礼乐思想 　　摘要：晋商这一典型的群体，由于发展与没落的特殊背景，在其身上更多体现着礼与乐根源的纠结，这种纠结即为礼乐复合。体现在居所营造上，简而言之就是井然有序，外简内奢，华而有度 　　关键词： 礼乐 晋商发展历史 政治渊源 晋商民居 　　 　　任何一类建筑都深受其所在地域的传统文化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众多影响中，最根源的影响是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渗透。不同建筑类型在同一地域中也由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研究民居重要的是研究生活在其中的人。人始终是一切营建活动的主体，更是体验营建结果的主体。由于民居这种建造和使用主体合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思维意识的体现有别于宫殿等礼制建筑。晋商民居由于晋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更多的体现了礼和乐的复合与纠结。 　　1.礼和乐 　　礼者，等级森严的典章制度与伦理规范，其着眼点在于对社会人群的分而治之，这是礼的精神实质。礼是整个社会的纲领，贯穿政治、经济、道德、宗教、文艺、习俗等各个方面，是一套规范体系。当然，处在这个社会中的建筑也不例外。所谓“礼别异，卑尊有分，上下有等主，谓之礼”。 　　最初的乐是表达人的需求，后来引申为一种在祭祀的时候演奏音乐等的娱乐活动。代表关怀人的内在情感的艺术形式。 　　《礼记#8226;乐记》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原则体系，礼具有外在的强制性；作为抒发人类情感的体系，乐具有内在的引导性。礼乐复合，使人不仅因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克己，更因内在情感的作用而释放本性。“礼”是通过社会行为的规范约束而保证社会群体的秩序，“乐”是通过群体情感的交流协同而促进社会群体的和谐。 　　礼与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效应是不同的。从社会生活来看，它的作用远远大于乐，如《论语#8226;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但从人性的完善来看，乐才是最高层次。因为人才是一切活动的主体，乐是感情的归属，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2. 　　2.1晋商发展历程： 　　晋商起源于宋，盛于???末民初。晋中人有以经商为荣的传统，客观上是因为地区交通便利。古时有两条驿路通过晋中。一条是北上秦陇等地的必由之路。一条是晋中通往晋东南的要道，两边高山峻岭，形成天然关隘，是进入上党之门户，各方商旅都从此路过，信息传播快。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曾有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清代初期，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借着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的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之后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在物质上给予后金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称为著名的“八大皇商”。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清政府与商人这种特殊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 　　从明代洪武年间为解决北方边境驻军军饷而制定的“开中法” ，使占据“地利” 的山西商人开始崛起，之后几百年里，伴随着种种有利的外在因素和自身的开拓，成为与徽商齐名的中国两大商业精英群体。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时代巨变的冲击，晋商逐步走向没落，成为历史的记忆。 　　2.2晋商的政治情感： 　　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是典型的儒商。对于儒和贾，明清一般认为“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也可不失贾业。 　　从晋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晋商不同于徽商等其他商派，特殊的官商利益的驱动，使他们一方面依附于政治权力，一方面又尽可能的利用政治权力。 明清晋商的兴起、发展、强盛与衰落都和政治权力息息相关。他们与政府权力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建立在法治和契约的基础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