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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四川农民市民化经验与启示 　　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实现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单纯地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且要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并使他们在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成为推动城市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定居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即将迈入“十二五”时期作出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当期制约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农民市民化既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可以优化城市人口结构，缓解城市老龄化困境；可以改善农村土地利用状况，提高农村耕地和居住用地的集约化程度，为城乡发展提供相对持久的空间支撑；可以为城市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满足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可以从需求角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加速城乡融合，进一步提升我国城镇化的内在质量和水平。但在各地发展实际中，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城市的比重并不高，主要原因有： 　　（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民转移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当时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建立的，既是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也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经营，已经不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也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管当前农村承包地流转仍在逐步推进过程中，目前成都市土地流转面积仅占农用地的20.5%，但是农民进城落户以后，农村承包地无法实现“市场化”退出，农民不愿意无偿退出承包地，造成农民无法彻底脱离农村土地；另一方面，城镇发展低价征用大量农村土地，征地补偿的资金并不能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和落户问题。如何理顺农民与农村土地之间的关系，既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又不能使农民因为丧失土地而失去最后的生存屏障，这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和供给总量不足 　　全国各地在本地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上普遍存在差别。这种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固化了服务供给的二元体制，复杂的政策操作细节加大了日后城乡统筹衔接的困难。在宁波市，虽然基本上能够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就学，但都还不能做到全部由公立学校接收；各地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水平也较低，如宁波市农民工综合险的社会保险成本不到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成本的三分之一，而成都市的农民工综合险中不含养老保险，同时现有的社会保险与其他地区之间缺乏必要的转移接续；住房保障缺乏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两地基本上都要靠企业使用自有工业用地提供低成本廉租住房。 　　（三）城市生活成本过高 　　城镇较高的生活成本与农民较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大大制约了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尤其是近年来城市房价高涨，已成为制约农民进城定居的一大障碍。2009年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129，其中劳务收入占比超过50%，约合每月300元，而衡量城市日常生存成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300元，农民进城后其劳务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存。从全国角度看，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660.68元，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42.85元，是农村居民的3.07倍；实际上，1990―2008年的20年间，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始终保持在2.2倍以上，年均约2.86倍。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是农民进城定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四）城市的承载能力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提升 　　尽管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但总体水平和质量仍然不高：城区建设缺乏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城市发展仍然以中心向外围扩散的方式为主；交通、水电等城市基础设施比较脆弱，不少城市都面临缺电缺水、交通拥堵的问题；社会管理水平较差，缺乏有效手段和方式，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较多；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第三产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容量和空间；城市政府缺乏可靠的财政税收渠道，过多地依赖于土地财政的短期效应，改善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财力支撑不可持续；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和压力更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部分城市短期内都还无法为大量移入的农村人口提供足够的空间，而转移成本的上升同时增加了城市政府的顾虑，减弱了政策推行的力度和效果。以成都市为例，2008年，农民变市民总成本比2004年增长接近2倍。在宁波市由于随迁子女就学得到较好的保障，不仅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当地就学，很多人还把亲戚的孩子也接到当地读书，给教育资源造成较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