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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主义发展中政府行为理论演进 　　政府，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名词，或者说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然而，从国家这个奇妙的组织产生以来，政府就与我们形影不离，而且，它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乃至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说过，一切政治背后的本质都是经济，而政治还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其中隐藏着复杂的经济问题，而且其行为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关政府与经济关系的问题既是政治学，也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在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数百年来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经济学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交替兴衰演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相应地，经济思想发展中政府行为理论也是在两种???义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不管是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是政府干预主张者，都对政府行为作了各自的论述。与之相对应地有自由主义的政府行为理论和干预主义者的政府行为理论。 　　 　　一、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回顾：一个简单的分块划分 　　 　　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回顾，使我们首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何处开始？“历史历来被认为是无法从头开始的研究领域。”因而，为了简单起见，这一部分我们就从对自由主义的分类开始，进行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回顾。 　　本文部分地接受了斯皮格尔的观点，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界来划分两种经济自由主义，原因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之前的经济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为主，实质上是客观价值论。在这种价值理论下，政府被视为是非生产性的，因而，政府的经济行为是不创造价值的。所以，虽然这时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意识到政府要在经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斯密曾提出政府的三个职责和功能），但他们不能从价值论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要发挥作用。只有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出现之后，由于政府行为也创造效用（对公众来说是有效用的），因而是可以从价值论的角度解释政府行为的。特别是，在主观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产品理论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更拓展了解释政府行为空间（像斯皮格尔所说的，可以依赖于公共政策等，这也就具有了“现代”的痕迹）。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本文借用斯皮格尔的提法，定义边际效用价值论之前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旧式”自由主义，之后的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与斯皮格尔的定义不同）。 　　（一）“旧式”经济自由主义概览。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亚当?斯密以前已经出现并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比如，配第在研究方法上已经部分地超出重商主义，已经开始寻找经济现象的“自然基础”和“自然规律”；诺思在阐述其自由贸易主张时，表明了其自由主义思想；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们认为，自由竞争是“自然规律”的基本要求，因此，应该停止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恢复“自然规律”的一切权力。并且进而认为，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首要的是对“自然法则的认识”等。 　　斯密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与发展，形成了“看不见的手”原理，并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促进了社会利益。据此，斯密指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也就愈有利于社会。”这样，斯密就以“一种极其成熟而敏锐的见解”分析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完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化。后来，直到约翰?穆勒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各有不同的表述或看法，但大体都是以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主线进行的。例如，萨伊定理就认为，自由放任可以自动消除过剩。而到穆勒时，自由放任也一直还是“一般原则”，穆勒曾指出“生活中的事务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地去做．．．．．．个人也要比政府对结果更具有强烈的多、更直接的多的利害关系，因而，如果听从他们的选择，而不加以控制的话，则手段会更有可能得到改进和完善。” 　　由此可见，“旧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自由放任。在这一原则之下，即使要求政府发挥作用，也只能是“小政府”，即越小越好。 　　（二）“现代意义”的经济自由主义简述。古典经济学由于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问题（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对工资问题的解释），导致后来出现的边际主义最终取代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之间的联系从来都是很紧密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本身也不可能因为新的价值理论出现而发生中断，事实上，边际主义本身的政策含义就已经包含了自由主义，而经济学在边际革命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也确实是在用新的价值理论论证“看不见的手”理论。例如，杰文斯“无差别法则”就是在论证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门格尔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也是在论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而瓦尔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