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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济学研究述评 　　【摘要】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日益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从腐败的成因、腐败的测量、腐败的危害和腐败和反腐败的对策等四方面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评，并指出现有腐败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腐败 反腐败 经济学 　　 　　一、腐败的成因 　　 　　1、社会转型论。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产生腐败的原因有三：第一，现代化使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传统准则可以接受而且合法合理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的行为；第二，现代化开辟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掌握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力图在政治领域中产生影响的尝试引发了腐败；第三，现代化要求政治体系强化管制，强化管制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一些国内学者亦引用亨廷顿的社会转型论来解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社会转型论的提出植根于亨廷顿对英美社会发展史的深刻理解和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均与英美有很大差异，国内学者不加选择照搬社会转型论来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显得有些牵强。 　　2、权力寻租论。寻租理论源于塔洛克（1967）对为追逐垄断租金而导致的资源耗费的研究，安?克鲁格（1974）正式提出“寻租”概念，并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严格规范分析，之后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赋予公共机构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通过对“政治市场”中对租金的供求双方的角逐行为分析，认为寻租是人们（寻租者）凭借公共机构（供租者）准许的特权取得垄断地位以获取垄断租金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活动。我国有很多学者喜欢将腐败与寻租等同起来，实际上腐败与寻租存在以下区别：并非所有寻租行为都是腐败行为（如游说活动不属腐败）；腐败者皆为掌权者，而寻租者中掌权者、有钱者、有关系者兼有之；寻租的目标仅在于租金，而腐败的目标则广泛得多，除租金外还有权力、名位、女色等非货币性对象；腐败皆为非法，而寻租则合法与非法兼而有之。 　　3、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贝克尔（1968）提出只有当预期效用超过将??间和其它资源用于其它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实施犯罪行为。其后，贝克尔和斯蒂格勒（1974）进一步分析了代理人在决定是否渎职时会考虑渎职被查处的概率，比较渎职带来的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同时也分析委托人执法的收益与成本。贝克尔认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是不可能根除腐败或者彻底抗拒腐败的诱惑。而提高代理人的职位薪酬可以制止渎职，这一观点后来成为“高薪养廉”的理论基础。 　　 　　4、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艾克曼（1975，1978）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把“腐败”定义为代理人接受的非法的第三方的支付的行为。由于现代民主政治实行代议制，公众作为委托人，国会代表和行政官员作为代理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而且信息不对称。因此代理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去谋求私人利益。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的腐败是至少三方中的各个主动或被动涉及的当事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的博弈结构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寻租理论仅讨论了垄断租金供求双方的行为关系，可以被腐败的博弈结构所包含。与寻租理论相比，委托―代理模型更能揭示腐败的问题本质。近三十年来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与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交叠融合，逐渐成为主流的腐败经济理论。 　　 　　二、腐败的测量 　　 　　1、主观测量法。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在国际影响最大的主观腐败测量指标是国际透明组织编制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CPI的数据样本，是根据“问卷调查”资料编制。调查的对象是所选定的商界人士、风险分析师和一般民众针对贪污腐败的情况的个人经验与感受。CPI按最腐败的0级到最不腐败的10级排列。CPI的不足在于编制时未考虑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且调查对象限于西方社会人士，其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而指数排名涉及的腐败范围更是只限于国际商务活动中各国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对诸如：裙带关系、挥霍公款、参与走私、虚报浮夸等腐败行为的考察。因此该指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他主观腐败测量指标还有：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Control of Corruption，CC），全球竞争力报告指标（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GCR）等。 　　2、客观测量法。指通过统计分析实地调研数据以及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造成的损失。由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