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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上不当得利制度起源和发展 　　摘要:不当得利制度作为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区别于侵权制度和合同。其在英美法中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法官的努力。同时,不当得利制度对侵权制度以及民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不当得利;英美法;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136-02 　　 　　一、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不当得利是一种准合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由法律规定的”合同。在这样的合同中,法庭可能会在原本不存在合同义务的合同中强加一个合同义务。该种合同不是以当事人的意图为基础的,而是法律所设定的义务。不当得利的发展是因为基本的正义观认为人们不应当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不应当以别人的损失为代价使自己富裕。事实上,回顾早期的普通法,法庭经常会援引这样一条格言:“人们不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利益。” 　　本质上而言,不当得利法一直在与不当返还、不当获得财产或者占有做斗争。不当得利行为典型地要求犯错误的人向受害方返还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为达到这个目的,从不当得利中恢复原状通常是以被告方的利益而不是原告方的损失来衡量的,也就是被称为“吐出来”(disgorgement)的返还原物(restitutionary)。 　　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实存,乃是对纵横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判例和立法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对一系列具体情形予以抽象、概括的产物。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项法律上的制度,其与道德联系密切,实为一项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化制度,不当得利法亦曾被看做“与道德相交错的法领域”。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深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因此,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容中会予以体现。 　　二、英美法上不当得利的起源 　　合同和侵权的概念范畴涵盖了大范围的个人责任,但是并没有穷尽这种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剩下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被罗马法官Gaius定义为:起源于其他各种原因的责任。慢慢地,从这个组合中出现了第三种分类,就是“准合同”,“返还原物”或者是“不当得利”。被归类于这个分类中的案件的普遍特征是:被告已经收到从公平角度来说应当移交给原告的钱或者财产;或者被告已经从一些已经履行的服务中受益,而这些服务从公平角度来说应当支付报酬。而这种责任起源于被告方独立的错误行为,所以区别于侵权的责任。它又和承诺或者协议无关,因此区别于合同。 　　三、不当得利的发展 　　这种关于责任的第三种分类的历史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长的,从中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左右。第二个阶段,开始于曼斯菲尔德勋爵所判的案例,Moses v. Macferlan以及Blackstone 的《注解》一书的出版,从18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普通法补偿的普遍特征已经被部分承认,但是由于它一直被当做合同责任的一个分支来看待,使得它的本质被扭曲了,发展也被阻碍了。大法官法庭在类似的案例中提供了法律上的补救措施,但是在衡平法上的同样的错误分类导致了它被认为是信托法(the law of Trust)的分支。半个世纪多之前,默示契约(implied-contract)理论开始灭亡并逐渐被基于不当得利基础上的另一种分类所代替,同时,将法律救济和衡平救济联合成一个单一理论的尝试将我们带入了第三个阶段。 　　这段历史中有两个关键点,18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每个关键点都伴随着英国法律之外的理论观点的注入。第一个是罗马法的“准合同”理论,尤其是在它被同时代的大陆学者进行解释之后,而这些学者在英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个就是美国法上的不当得利或是返还原物理论,其实它本身就是基于对罗马法的深刻理解而来的,并开始在欧洲大陆扎根。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在肥沃土壤上的简单借鉴和移植,也不可能不带任何历史的痕迹。然而每个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抽象的框架,使得早期的英国法能够被不断理解和发展。 　　第三种分类的历史比合同或者侵权的历史更加迂回曲折。通过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后两者或多或少有着一致的结构,即使它大部分被诉讼的形式所掩盖。但是第三类不一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侵权和合同的有意识的理论化是基于这样的模型之上的,这种模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前者是基于自然法学派对于责任归责的分析,后者是基于意志理论。 　　虽然中世纪的英国律师对于不当得利的一般原则没有一点了解,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给出救济的方式都能在后来被清晰地归入不当得利中去。除了部分数量的处理特殊案件的法定文书之外,用于执行这些补偿请求的主要手段是债务和账目。这些补救主要集中于能够被清楚地认定为合同和财产的分类案件上。 　　当事人有法律能力是合同责任的基本先决条件。然而有的时候,即使这个条件没有满足,也存在相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