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一级纠纷解决机制对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应对措施.docVIP

论乡村一级纠纷解决机制对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应对措施 　　【摘要】 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已经有了变化,如果当地乡村的纠纷解决机制对这些变化不能作出积极回应,纠纷就有可能扩大化。在整个纠纷解决机制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乡镇派出法庭谨守其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保障的地位、确保村民委员会的权威性、正确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都是现阶段具有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纠纷解决机制;应对 　　 　　经济危机下,全国出现了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情况。以四川省泸州市为例,截止到2008年12月26日,泸州市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倒闭或减员而返乡的农民工有48512人,占返乡总人数的44%。其中,表示返乡后务农的有43132人,表示返乡后创业的有3358人,表示现在没有明确去向而在等待的有38779人。这三类可能继续留在当地的返乡农民工总计88627人,占返乡总人数的81%。 　　人数如此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给当地带来的不仅是就业压力,还有巨大的社会稳定的压力。这种社会稳定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失业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来自于返乡农民工观念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与旧有环境的矛盾――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会对当地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诉讼热情并未提高 　　走出去的农民工在法律知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具体表现在“诉讼观念”上:农民工获得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对法律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法律的预期更加理性。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民工认可法律在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时所拥有的权威,比如部分返乡农民工认为离婚判决更容易得到执行而直接选择诉讼离婚;第二,农民工对诉讼“费时、费力和费钱”的特点(或缺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农民工一般不会选择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在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时,新旧观念都在起着作用,诉讼并不是农民工纠纷解决的首选,甚至法律本身对纠纷涉及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规定有时都并不是纠纷解决时应着重考虑的因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厌讼”心理外,诉讼本身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实用主义”已成为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的基本原则,那些更快捷、更低廉和更有实效的方法更有吸引力。通过舆论报道或者从亲戚朋友处得知的诉讼中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也使得农民工远离诉讼。 　　2.有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的意愿,但乡村一级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问题 　　被调查的返乡农民工都表示,当纠纷超出了自己的解决能力时,希望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个人或机构帮助解决纠纷――该个人或机构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或者由中立的第三方解决纠纷――该第三方在解决纠纷时必须满足公正和快速的要求。从理论上讲,利益代言者必须经过被代言者的民主选举产生才具有公信力,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三方则必须具有“权威”或来自于国家的强制力或来自于当地民众的信任。 　　从这个角度看,村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调解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妇联、消协等社会机构,乡镇司法所、乡镇派出所等行政部门,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在乡村一级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上述组织或部门并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如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选举出的村民委员会没有足够权威解决村民间的纠纷、也不能代表并维护村民的利益;再如,妇联、乡镇司法所和乡镇派出所等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存在着工作不负责、态度恶劣、相互推诿甚至是尸位素餐的情况。 　　3.传统观念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农民工法律知识的增加并不必然增大其使用法律的可能性,诉讼缺乏吸引力。调查中却发现离婚诉讼却在增加,特别是离婚在农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体面的事,都不愿以诉讼这种“广而告之”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返乡农民工离婚后将不会继续在村子里居住下去,以前能给其带来道德压力的封闭环境将不复存在,因离婚而“颜面扫地”的传统道德观对其已没有了现实的约束力。虽然这并不能推出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要继续留在原村庄居住就可能不会选择离婚的结论。却可以说,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传统观念仍然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调查中还发现,年龄在40岁左右及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在发生纠纷后,如果忍让和妥协不能解决纠纷,一般仍习惯于找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人解决纠纷。当年轻人发生纠纷后,这个年龄段的返乡农民工都愿意充当调解人,调解效果一般都比较好。这说明,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由有威望的人快速而简洁地解决纠纷是一种带有习俗性的常态纠纷解决途径。 　　 　　二、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对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转变的积极应对措施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就诉讼观念而言,返乡农民工已经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