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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宗羲市民经济思想 　　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转型期，又是一个极为辉煌的时代。一方面，各种学术思潮在转换对接中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契合点；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黄宗羲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明朝灭亡后，专心著述。著作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政论著作，黄宗羲的经济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这部著作中。他适应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的时代特色，在著作中宣扬市民经济思想，价值取向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悖，所以使得他的经济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对私”的辩护及其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著名学者，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以博大精深的学问著称于世，是明清文化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关键人物，被后世尊为“清初三大儒”。然而黄宗羲这位“大儒”的人生价值观与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一贯提倡和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去欲存理”等正统的价值观念却有很大区别，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他曾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原君）也就是说自私自利是人之本性，而如果个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却又“不享其利”（原君）是不符和天下人情的。即使古代的圣贤之君如尧舜也不能做到。他也反对封建君主的专制，而这种反对也与别人不同，他反对是由于“君”的自私自利妨碍了人民的自私自利，他在《原君》篇中说尧舜之后的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如果没有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这些话，在以往一般的正统文人那里是不敢提出来的。然而在黄宗羲看来，“自私”“自利”却是天经地义的人之常情。 　　 　　黄宗羲宣扬自私自利的市民观点常是结合着个人财产权利来考虑的。他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自私是由于封建统治者“视天下为莫大??产业”，（原君）而侵夺了人民的“产业”。君主在创业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原君）在守成时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原君）人民成了封建统治者“蠹中的私物”，人民财产毫无保障。 　　他维护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更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租税观点上。他毫无保留地抗议任何对私有土地的课税，认为这是“不仁之甚”的扰民行为。他说：“授田之法度，民买田而自养，赋税以扰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学制） 　　 “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 （田制一） 　　他一再强调“民买田”和“民自有之田”，把它和“授田”或“上之田”严格区分开来，并肯定向私人田征收赋税即不成其为“君父”。用这样一种颇具胆识的观点为私有财产辩护，标志着市民意识的逐渐强化。同时也是颇具经济启蒙意义的一个创见。这个创见是封建国有制日趋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萌芽正在缓慢成长这一特定时期的思想产物及其时代精华。 　　 　　二、工商皆本论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缓慢地向前发展的，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讲究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以及工商业者的趋利行为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农业为本的尖锐矛盾，使得“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传统心态。早在战国后期，荀子就提出了将农业放在首位，把手工业、商业放在次要地位，减少工商业者以增加农业劳动者的主张。韩非子也认为：“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而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八说）此后的秦、汉、隋、唐众多的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了这种观点。以致在中国的语言中形成了像“奸商”、“无商不奸”等常用来评价商人的词语。到南宋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叶适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其特殊的社会职能，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的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公开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但叶适只是反对抑末，尚未否定工商为末。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市民阶层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一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封建伦理文化体系的权威性减退，商人的生存空间扩大，社会地位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商业视为“贱业”“末业”，所以黄宗羲进一步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