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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制度变革原因 　　本文中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是指以物理网络为核心，连接现代共同经济体的基础性产业。这类产业一般关系国计民生且多处于垄断状态，能够影响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其它产业运行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整体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将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和改革作为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其改革的时机与推进方式取决于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些关键约束条件与变量。 　　本文重点选择日本的电信、铁路、电力三大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选择了国家主导模式，集中资源发展重点产业。在这个思路下，日本的铁路和电信都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电力产业则选择了私人所有下的区域垄断经营，由私人企业承担公共义务。在此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左右，日本三大产业都开始了以民营化和加强市场竞争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其改革的起点和任务与我国目前所处阶段十分相似。 　　一、重大基础设施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六力”分析 　　对于已经处于垄断状态①的产业来说，有4个动力（压力）推动其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有一个力量阻碍其改革，有一个平衡力量最终决定产业制度的走向。4个动力（压力）分别是：来自下游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的压力；来自人民生活成本降低的压力；替代性竞争激发垄断产业内部改革的动力；资本趋利性要求分享垄断利润对垄断产业的冲力；一个阻力来自垄断利益集团；平衡力量来自改革净增成本（参见图）。 　　（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下游企业具有施压上游基础设施产业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动力，其承受力和话语权决定基础产业制度变革动力的大小 　　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生产离不开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其中以电力、电信、铁路三大产业最为典型。尤其在工业化时期，三大产业对国民经济中的制造业、建筑业等生产性部门的影响最大。制造业是电力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下游产业，与基础设施产业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当这类生产性产业发生变化时，必然影响上游的基础设施产业。这种产业间的相互博弈时刻都在进行，通常情??下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均衡格局。而当一方由于外部环境或者技术变革等因素出现整体性的重大变革时，就会改变原来平衡的利益分配模式。而这种重新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大小以及第三方的调节能力。 　　日本电力产业的改革就是一场典型的产业间成本转移的博弈案例。日本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包括一次能源消耗和二次能源消耗）约占总能源消费的41%左右。上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打击很大，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下降，开始指责国内电力资费过高导致制造成本上升，从而促使电力产业开始了降低管制的改革。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向电力产业施压，转移制造成本，在于其相对强大的谈判力量。改革前，日本电力市场的主体由10家私营电力公司组成。同一时期，日本制造业的企业数量顶峰时达到87.5万家，从业人数1335.1万人，90年代日本电力市场改革的一大动力来源就是制造业对上游产业的挤压。电力市场改革的结果也大大有利于大型企业。 　　（二）消费者具有降低生活成本和需求升级的动力，其承受力和话语权决定动力的大小 　　基础设施产业另一个重要下游，是以个人或家庭为主的消费者。当人们生活消费的环境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后，必然会上溯到对生活影响度较大的基础设施产业。以电信产业为例，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电信等服务型产品需求快速上升。研究显示，当恩格尔系数降到40%左右，劳务性、服务性产品就会成为社会普遍的消费行为。 我国 2002―2004年恩格尔系数停留在37.7%左右的水平，到了普遍购买消费劳务性、服务性产品时期，通信支出水平因此急速提高，1999年通信支出占比为3.8%，到2003年达到顶峰6.5%。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电信业改革最频繁的时期。回顾这段电信业改革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当时通信消费已成为人民生活普遍需求与过高的通信价格和低质服务之间的矛盾，既消费者是推动电信等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改革的第一动力。 　　同样是电信产业，日本电信业的改革就显得动力不足。面对日本电信龙头老大NTT这个庞然大物，政府虽然几次提出分拆，但均遭到强烈抵制②。NTT在日本电信业的“独大”之所以难以撼动，除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干扰以外，缺乏来自民间的推力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就达到38.5%，进入购买劳务性、服务性产品成为社会普遍的消费行为的阶段，城市居民通信支出占比逐年增加，2008年最高仅达到3.7%，远远低于我国居民通信支出承受水平，从而通信改革压力也远低于我国水平。这也造成了日本电信业改革始终缺乏积极动力，最终保持了一家业务全面，实力强大的电信集团。 　　（三）替代性竞争激发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