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企改制背景下对出版物社会效益问题一点思考.docVIP

转企改制背景下对出版物社会效益问题一点思考 　　[摘要]　出版社转企改制，引出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关系新的理解，本文对这些表述进行解读，认为应当加大对社会效益图书的投入，要重视发挥出版社的作用。 　　[关键词]　转企改制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关系　政府投入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0)06-0048-04 　　 　　在工作中，笔者比较偏爱编辑思想学术类书籍。近年来，策划和编辑了一些“三农”方面的图书，如《三农中国》(己出版14辑)、《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等图书，这些书在圈内小有影响，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一路走来，还是深感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偏爱是有点“不识时务”。这种感觉，可能非我独有。因此自然就思考起了这些问题：在出版体制改革大步向前推进的背景下，社会效益较好而经济效益不突出的图书，为什么做起来会比较有难度?转企改制之后还要不要去做?该怎么做?由此关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种种问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 　　 　　1　转制条件下两个效益关系的几种表述 　　 　　在转企改制之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大家是有共识的。在转企改制过程中，从不同角度有了一些新的表述。笔者把它们归纳为“为主论”、“通过论”和“最大化论”三种。 　　 　　1.1　为主论 　　一直以来，关于图书两个效益之间的关系，都是用“以社会效益为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思想作为原则。这样一个原则，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都有过明确表述，出版界的同志也都非常认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有“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这样的表述。 　　我们把这种原则称为“为主论”。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当下中国，在出版行业转企改制大步向前推进的今天，大多数人对“为主论”的原则和认识没有改变，没有产生疑义。 　　 　　1.2　通过论 　　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般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没有市场就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没有效益就不能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此观点似可叫做“通过论”。这种观点认为，过去在计划经济观念影响下，我们过于强调出版物的意识形态作用，使得我们的出版物难以做到“三贴近”，从而读者不买账，社会效益也不好。所以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要通过市场才能去实现、去统一。 　　 　　1.3　最大化论 　　出版社转为企业，靠市场求生存和发展，其产业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要关注市场，关注经济效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注一下媒体，会发现诸如转制、产业、集团、畅销书、做大做强、航母、市场主体、上市等关于出版改革的词汇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成为主流话语。也可以说这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改革的结果。 　　有位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出版活动的社会效益摆在了突出的地位，认为出版活动首先应该看重的是社会效益，甚至到现在还认为‘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文章对“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出了质疑，关于怎样才能摆脱出版产业发展所受到的社会效益方面的压力呢?作者指出：“出版活动的社会效益应纳入经济效益之中，取得社会效益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益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效益不是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出版活动作为产业，其目的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作者认为实现两个效益的完美结合“实则这只是一种人为设定的理想，在认识层面上存在误区，在操作层面上存在悖论”。我们可以把此文的观点称为“最大化论”。 　　从“为主论”、“通过论”到“最大化论”，可见，在转企改制的背景之下，在认识层面上，社会效益有被弱化的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 　　 　　2　对两个效益关系不同表述的理解 　　 　　在当下，关于两个效益关系的表述，似乎各有各的道理。那么问题在哪里?笔者认为，在分析两个效益关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要厘清一个问题。要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是，与两个效益相关的主体是谁?是一个还是两个、三个，它们关系是怎样的?比如前文中“一直以来，我们看待和处理出版物两个效益之间的关系时”，那么，这个“我们”当中包含了谁呢? 　　仔细分析，“我们”当中，应当包括政府和出版社两个主体。在转企改制当中，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关于两个效益有关问题中一些分歧产生。 　　 　　2.1　传统出版社与政府的一体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事业的任务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出版工作是党和政府宣传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体的，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都是党政部门或者大学，并直接隶属于党政部门或者大学，属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