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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本互译文化误读另类效应 　　内容摘要：中英文本互译中文化“误读”不利于译文读者全面了解“他者”文化的民族特色与文化信息的准确传播，不利于超越“自我”文化的局限性与克服对“他性”文化的公正评价。但是，在民族文化交流实践中，这种结论确实有失偏颇。本文即对此谈谈看法。 　　关键词：文学文本 翻译 误读 　　 　　一.中英互译文化误读的负面影响 　　 　　Nida认为，翻译即是交际，其过程要看人们在阅读原文时所获得的东西，这体现了Nida“读者反应论”的翻译观。我们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大多数是通过翻译完成的，所以，翻译中“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误读和误译确实不利于跨文化的交流，中英翻译文化史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爱因斯坦有一段名言：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而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人们常爱引用这段“至理名言”来表达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自豪感，殊不知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地道的误译，而且原文也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句话应译为：“如果这些发现果真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刻意把“红”译为“绿”(Green)，误导了英语读者对“绿”的联想，因此，西方读者读英译《石头记》同中国读者读《红楼梦》原著的反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读者正确理解异质文化的本质产生了负面影响。 　　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不利于译文读者全面了解“他者”文化的民族特色，不利于文化信息的准确传播，有时不利于超越“自我”文化的局限性，不利于克服对“他性”文化的公正评价。但是，在民族文化交流实践中，这种结论确实有失偏颇，正因为“文化误读”的存在，世界民族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二.中英互译文化误读的另类效应 　　 　　从表面看来，尽管因文学文本翻译的文化误读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但是译者对源语文学文本的文化有意进行“误读”，期待着接受者作出积极反应，以实现翻译者有意附着于译文的意图。因此，译者在翻译中的有意“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特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通过译文与目标语文化的日益融合，启迪潜在读者进行创新，这种“误读”功不可没，这在文学翻译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一切阅读均为‘误读’，世上没有释义的存在，只有‘误读’的存在。”文学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误读”的过程，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这种“独创性的误译”是一种文化(源语文化)在另一种文化(目标语文化)里的流变和创新，有时甚至误译的译本常常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文化效应。王克非认为：“从翻译文化史看，起到重大的文化作用的译本，不一定是翻译精品。翻译常常是一种创造，掺杂有误解、删改、发挥的种种所谓不准确译本，导致作品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受容，创生出不同的但很有意义的效果。”但是，这种“掺杂有误解、删改”的译文一旦被普遍接受，他就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 　　例如，著名的汉学家、意象派发起人庞德对中国诗就进行了自己独到式的“误读”和误译，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现代意象派新诗运动。庞德的翻译“误读”在西方文学中具有极大的文学创新的参考价值。通过误译原作，庞德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创作价值和新的生命源泉，例如，他将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译The smoke-flowers are buried over the river。经过庞德之手，“烟花”被译为the smoke-flowers(冒烟的花)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译文是不忠实于原文的，显然是误译，但其“误读”的译文结果把扬州“烟花”三月那种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的迷人景色和优美意境渲染得更加浓郁，如临其境，译文之美胜过原文，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类似例子在庞译中不胜枚举。庞德的误译不仅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古诗的兴趣，而且开辟了西方意境优美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为中西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丰富世界文学的表现形式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也为我们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误读”的美学价值、文学价值和社会文化研究价值。 　　再如，伟大的翻译家鲁迅先生，在翻译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著《察拉图斯特拉的序言》时，“误读”了尼采的“超人”本意(其本意是超越自身)，结果这种“误读”启发了鲁迅的创作灵感，并在其作品中猛烈抨击和辛辣地嘲弄了中国的封建礼教和“吃人”的旧文化，这再次证明了“误读”的独创价值。尼采的思想里有著名的“权力意志”说，即“我愿成为其它民族的征服者”，而茅盾先生却解读为：人类只有向“权力意志”挑战，不愿做奴隶，不愿像猪狗一样苟且偷生，才能不畏强权去追求解放和自由。茅盾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