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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科顿标记理论看高等教育对外资企业中国员工语码转换影响 　　语码转换作为语言接触的一种常见现象，一直得到很多研究领域的重视。很多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语码转换，研究的背景也各不相同。本文旨在从社会动机的角度，以外资企业为背景，探讨其双语中国员工语码转换的社会动机。主要以迈尔斯?斯科顿的标记理论(Markedness Model)为理论框架，根据标记程度讨论外资企业双语中国员工语码转换的社会动机。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斯科顿的标记模式(Markedness Model)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了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试图解读语码转换的社会动机。从很多方面看，斯科顿的标记理论与冈泊兹(1982)提出的“情景型语码转换”(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和“喻意型语码转换”(metaphorical code-switching)颇有相似之处，然而斯科顿在她的标记理论中更强调言语参与者作为主体对语码转换的理性选择，言语参与者试图在交际过程中通过选择语码达到一定的交际效果。 　　斯科顿把语码转换分成有标记语码转换和无标记语码转换，同时她认为每个言语参与者都具备内在的“标记性尺度”，说话者凭借该“标记性尺度”判断使用更具标记性的语码或是不具标记性的语码。斯科顿的标记理论模式还提出了“权利和义务”(Rights and Obligations)这个概念，它指的是谈话参与者在一个社会的任何形式的会话中互相所持的态度和互相所能期望的东西。“权利和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准则”，即一个社会团体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护的行为规范。 　　根据斯科顿的“标记理论模式”，语码转换可划分为下列四类：(1)连续无标记转换。当谈话语境中某个情景因素发生变化时，说话者会启用新的一套无标记的“权利和义务”来顺应言语环境中的变化；(2)语码转换本身作为无标记选择。说话者希望通过语码转换的这种语言形式找到双重身份的认同感，在这类语码转换中，如果交际者不转换语码反而被视为违法了该交际群体内部的规范；(3)语码转换作为标记性选择。说话者有意启用一套标记性“权利和义务”，使用标记性语码，以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4)试探性语码转换。当交际场景中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利和义务”冲撞时，交际者不确定在该语境下何种“权利和义务”是无标记的，因此交际者会试探性交替使用可能符合对方“权利和义务”预期的语码，最终可能找到符合双方预期的交际方式(Myers-Scotton，1993，p.149)。 　　研究方法有三：一是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对象为一家美资会计师事务所某部门的30名员工，其母语为汉语，工作语言为英语。二是数据采集。本文所搜集语料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资料。其中口语语料由本文作者的朋友小徐(该公司员工之一)协助录制采集，录音随后被转录为文字。口语语料场景包括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用餐时间。书面资料采集自公司内部的论坛。所有语料在用于本文分析之前均已征得本人同意。三是访谈。针对所搜集语料中涉及的专业术语之处，录音协助者小徐帮忙给予了解释。同时，该公司部分员工被邀请进行访谈，以了解所搜集语料中语码转换使用的社会动机。 　　数据分析 　　在该研究对象的工作环境中，研究对象均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平时工作语言多为英语，从双语能力的角度看，该研究群体具备了语码转换的基本要素。语料经采集整理得出的数据显示，该环境下语码转换多为句内转换，占93％。在句内转换中，汉语为主体语言，英语为嵌入语言，而嵌入成分多为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占77％，句子的结构遵从母体语言。本研究的焦点在于语码转换的动机研究，在结构研究方面不做赘述。本文按照斯科顿划分的四大语码转换类型对该环境下的语码转换现象做了分析。 　　(一)连续无标记转换 　　当谈话中情境因素发生变化时，说话人会启动新的一套“权利和义务”，外在表现形式即为语码转换。情境因素的变化包括话语参与者的变化或是话题的转变。 　　A：今天晚上公司annual dinner。 　　B：可惜我要下site。去不了了。 　　C：说什么呢? 　　A：晚上公司搞年底聚餐。 　　在上例中，A和B有较高的英语交际水平，平时对话中习惯使用中英双语，而c是他们的客户，平时他们与c交流时多用汉语，所以当C参与到对话中时，A也转变为汉语交流。在此语境中，A无论与B交谈还是与c交谈，都在试图采用一套无标记的“权利和义务”，与对方建立身份认同。 　　(二)语码转换本身作为无标记选择 　　在本论文的研究群体中，研究对象的双语能力都很好，加之工作环境中工作语言会经常用到英语，所以研究对象会习惯性地转换语码。语码转换本身作为该工作团体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护的行为规范，而这种规范会让他们觉得彼此更为亲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话者在某些情况不进行语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