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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展学术批评和社会公平正义 　　[内容摘要]陈寅恪、王宗炎、郑天挺三位先生的三句话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学术问题：一是学术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二是独立思考和学术批评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三是学者应该有社会担当，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成为学者的当然追求。 　　[关键词]学术发展；学术批评；社会正义。 　　[作者简介]王庆，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语言历史文化研究。 　　最近读书，有三个人的话印象最深，很值得写下来跟大家共享。首先是陈寅恪先生的话：“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第二是王宗炎先生所说的话：“我的习惯是暗中摸索，独立思考。我是天生的怀疑者，从不囿于一家一派，觉得语言学界不应该有个教皇。”第三是郑天挺(毅生)先生所说的话：“十九年奉命为浙江县长考试委员，皆矢公失慎，恐堕祖德。”笔者觉得，三位先生的话都跟学术有联系，重温这些话语或许会对我们当下思考中国的学术有一些启发。 　　一、经济与学术之辨：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学术的繁荣 　　陈寅恪先生的话，是1919年12月14日他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对好友吴宓所说，留存于吴宓先生的《雨僧日记》。陈先生的话有较长的上下文，现在把这段话比较完整地抄在下面：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事实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而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此鉴也。 　　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将陈寅恪先生的主旨概述一下，就是：中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这样国家的实业便容易发达，经济容易腾飞，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富商，但要希望中国人以学术、艺术的造诣胜人，却极难做到。这是陈寅恪先生九十多年前的认识；而观察九十年后中国，从经济领域和学术界的实情来看，不幸让陈先生言中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注重发展经济，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媒体频繁使用此语)。有资料说，现在我们甚至超过了欧盟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每每自夸于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如何呢?起码(保守地说)，远没有经济的成就那样耀眼。其实，我国的学术在国际上还是比较落后的，学术风气之坏更令世人瞠目。 　　早在2000年，李慎之先生就曾撰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也引述了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李慎之先生说：“(陈先生)这些话是八十年前讲的，然而移用于今日，可谓毫厘勿失，也许更有甚焉。八十年来，中国人所担心的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陈先生偏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陈寅恪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同样的预见。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D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 　　现在，离开李慎之先生的话也已经十年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比十年前更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学术成就似乎没有多少进步，学术风气和学术生态环境却比十年前更坏了。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经济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学术才可以发展。我们觉得，这话有一点儿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