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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动机在安全绩效模型中作用自我决定理论视角 　　摘要：在日常工作中，安全动机是员工保持安全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安全动机对安全绩效的影响虽然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相关的实证研究缺少清晰的理论界定和有效的测量工具。本项目拟在安全绩效模型的基础上，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的分类，将安全动机的类型进行扩展，并在多层次模型中探讨安全动机在变革型领导、个体特征和安全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在中国管理背景下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研究将结合访谈、问卷和情境实验等方法对上述变量间关系进行相关和因果关系的探讨。本项目将自我决定理论与安全绩效模型相结合，可以为安全研究的动机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研究结果亦可为安全管理实践提供评价工具和有效指导。 　　关键词：安全绩效；安全领导；安全动机；基于行为的安全 　　分类号：B849；C93 　　1、问题提出 　　安全??产事故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Jiang，Yu，Li，＆Li，2010；李永娟，蒋丽，胥遥山，王璐璐，2011)。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工作场所伤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能占到GDP的4％到5％(World Heath Organization，2008)。安全事故不仅会带来经济损失，还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因此组织安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Nahrgang，Morgeson，＆Hofmann，2011)。另外，近年来行为导向(behaviorally oriented)的安全研究在数量上有了可观的增长，但仍然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概念框架和有效的测量工具，安全研究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建构(christian，Bradley，Wallace，＆Burke，2009；Zohar，2010)。从组织安全管理的实践来看，安全干预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减少危险源(如改变材料，重新设计工具，流程，环境)；二，阻止与危险源靠近(如设置障碍物，当人靠近机器时，自动停止)；三，在执行任务时遵守安全规则，从而减少工伤和危险(Ford＆Tetrick，2008)。对安全事故的分析表明人的因素对事故有主要的“贡献”作用(contributor)(Helm，reich，1997；O’Hare，Wiggins，Batt，＆Morrison，1994)。统计显示大约70％的事故是由个体违章(violation)造成的(Mason，1997)。在我国，工业系统安全的直接威胁是企业生产中存在的大量违章行为(王二平，2002)。因此，采用第三种安全干预方式，提高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行为是减少事故的一个重要途径。 　　根据绩效理论，知识、技能和动机是个体工作行为的三个决定因素(campbell，McCloy，Oppler，＆Sager，1993)。在日常工作中，员工通过选拔和培训之后通常都已经掌握了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安全知识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可能没有安全动机(safety motivation)的影响大(Andriessen，1978)；且实证研究显示安全知识与安全行为的关系并不稳定，虽然一些研究发现了安全知识对员工安全遵守行为的预测作用(Griffin＆Neal，2000；Neal，Griffin，＆Hart，2000)，但也有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果(如，Neal＆Griffin，2006；Probst＆Brubaker，2001)。另一方面，由于安全结果的特殊性――事故和伤情是低概率事件，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员工会低估这些低概率事件的发生(zohar＆Erev，2007)；而事故是由潜在失效(如管理缺陷)和现行失效(如违章行为)在时间轨迹上的重合所导致的结果(Reason，1995)，因此违章行为造成的消极后果并不会及时显现，而个体却能及时感受违章的有利一面，如省略规定的安全程序可以节省时间、不戴安全帽等防护措施可以减少不适感(zohar＆Erev，2007)。在这种天然的强化下(naturally reinforcement)，违章行为会成为拥有安全知识，但缺乏安全动机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优势选择(clarke，2006；Probst＆Brubaker，2001)。因此激发和保持员工的安全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对安全动机的研究在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上大多基于期望一效价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Probst＆Brubaker，2001，)，该理论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强调认知计算的过程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只关注奖惩措施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即外部动机的影响(Gagnd＆Deci，2005)；但实际研究中测量工具的内容却属于内部动机的类型(Neal＆Griffin，2006)，理论框架和测量工具的不一致使得对结果的解释产生困难。另一方面，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