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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在电子传媒时代意义 　　《易#8226;系辞下》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太史公《报任安书》称著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勰《文心雕龙#8226;通变》篇则有感“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古人能如此自信言说，乃因他们有道可原、有经可宗，处在文化传统之同一性的生存状态，“古”在“今”中，“今”又在“古”的掌握中。故而《易#8226;系辞上》又云“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文心雕龙#8226;通变篇》云究文律之变，则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且举例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然而，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历经清末、“五四”、“文革”和当前电子传媒时代等几个社会与文化转型期，传统文化百余年来逐渐滑入失去具有主体性根基的处境。古代诗文评论20世纪以来先是经历由评入史的演变，被冠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目，“转形为历史的资料，成为今人钩考、清点与梳理的对象”［1］，随着晚近一些年“古文论”之称稍稍流行，其定位逐渐成为多数人的认识。作为一种被研究的对象，近百余来，中国古代文论所历经的“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及“文化化”等道路，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处于被西方文论阐释的对象，抑或是西方文论的注脚本。［2］在世界文论中没有中国人的声音，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又没有古代文论的声音，这种根于中国人心灵民族意识的“失根”之痛，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的讨论。近些年，部分学者们又从“失语”的悲怆体验中走出，围绕古代文论的“有效”与“无效”之争，寻觅中国文论中国化的建设之路。那么在中国文论的建设中，古代文论这一传统资源处于怎样位置？能否在古人“参古定法”前提下做到“推而行之”？又如何在“望今制奇”中“化而裁之”？皆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面对着20世纪以来中国人渐趋丧失的对悠久传统的崇敬感，以及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下滋生的怨古情结，我们必须分析“传统”的内涵与性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希尔斯（E.shils）指出，“传统”是“从???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成为传统”，如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信仰或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等，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 成为传统。［3］21传统一旦形成，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力量,成为现实社会的一个向度。由此，希尔斯提出了“现在的过去性”的命题，尤其是对人文传统来说，“现在总处于过去的掌心之中”［3］208。希尔斯所言不免有些绝对，但为我们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英国哲学家卡尔#8226;波普尔指出人们对于传统的态度，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传统，往往甚至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另一种可能是批判的态度，其结果，可能接受一种传统，也可能拒斥一种传统，或许还可能取折衷的态度。”［4］时下学界关于古代文论的意见，皆大体可归于波普尔所说。至于继承与创新，中国现代哲学家贺麟的一段话还是十分中肯的：“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 这就叫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 有历史有渊源的新, 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艳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5］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时时会面临对“传统”的选择，在文化与社会转型期则尤其突出。近些年，学者们曾用“全球化时代”、“图像时代”、“图像社会”、“大众传媒时代”、“数字传媒时代”、“电子传媒时代”等话语指称时下社会的文化语境，深刻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变化，以及文学存在方式的转型。解构主义哲学家米勒指出“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且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 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 甚至情书的终结。”［6］德国美学家韦尔施亦指出，“经验和娱乐近年来成了文化的指南”，“它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我们的文化总体形式”，这种改变“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7］欧阳友权亦指出，“无论是从文化现实的层面，还是在文化观念和思维认识的层面上，图像表意都已被深深植入到了当今社会的表意系统”，“图像中心化的转向，虽然凸显了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却弱化了原有的文字表意体制，挤压了书写印刷文化的审美空间，迫使‘语言艺术’审美移至后台，形成了文字审美萎缩而图像符号强化的文化事实”。［8］ 　　遭遇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变化，人们极易在与“传统”割裂的感受中滋生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当新生物在社会权力场中逐渐占据强势地位时，诸如旧事物“边缘化”、“失效论”乃至“终结说”等就会在人们盲从强力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