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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监督中围观现象研究 　　摘 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逐渐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载体，特别是近年来，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媒体聚焦一系列突发事件和社会焦点问题的行为变得愈演愈烈。但是，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也透射出一些“网络围观”现象的存在，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心理、制度等方面对此现象进行分析，以便进一步规范网络监督机制，借以督促政府行为的公平公正，更好的实现公众民主权利的落实。 　　关键词：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网络围观；看客心态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58-03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逐渐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载体，近年来，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媒体聚焦一系列突发事件和社会焦点问题的行为变得愈演愈烈，随着社会公众参与程度的加深，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日渐凸显。 　　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这个数据无疑加强了网络监督的公众参与基础。此外，盘点近几年来的网络大事件，无论是“娄烦事故”、“姜岩事件”，或者“白宫书记”、“躲猫猫”、“为谁说话”，以及“我爸是李刚”、“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山西问题疫苗”，甚至“感谢门”、“茶杯门”、“药家鑫事件”等等，通过上述数据以及各种事件的解决结果，我们不难看出，网络舆论监督正以其强大的社会公众参与力量，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决策主体提供不可忽视的建议和意见。 　　但是，因为网络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诸如参与主体的匿名性、大众化、片面性、情绪化以及信息失真和政府监管不力等因素的限制，“网络围观”以及“网络看客”现象的出现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些“围观”、“看客”行为，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诚信危机、道德冷漠、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真实写照。如何改变这些行为的存在以及发生，对于完善我国网络舆论监督机制的意义尤为重要。 　　一、对于网络围观产生原因的多维解析 　　（一）“网络围观”的历史文化层面解析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讲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国“看客”尤为众多，《药》中有华老栓、华小栓、五爷，《祝福》中有祥林嫂的雇主、河边洗衣的女人们，《孔乙己》中有酒店老板、长工、“我”，《阿Q正传》中有长工、阿三、老爷家管家、路人、刑场围观者等等。细谈看客缘由，其中不乏胆怯专制压迫、人本教育匮乏的原因存在，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秦汉以前，国人血性凛然，大义浩然，多慷概悲歌之士；隋唐时代，气度恢宏，正气泱然，蝇营苟且之辈非时矣；然五代以降，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性，酱缸社会及人性，伪善是为世风矣；更有甚者：元清异族，专制统治，酷烈异常！为生存及利益计，由是汉奸辈出，看客文化亦发扬光大成为主要之国民性也。”[1] 　　此外，从客观上看，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围观”现象的产生。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中”，世界看起来像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对他人而言，“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2]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让人际关系越来越虚拟化、陌生化，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邻居”一词从现实性转变为网络性，同住一层、仅隔一壁的距离，让相识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相反，网络中的邻居和朋友反倒变得越来越多。 　　（二）“网络围观”的心理层面解析 　　实际上，“围观”心态流露出的仍旧是鲁迅当年深恶痛绝的“看客心态”。虽然当下，中国也不再是鲁迅先生时代下的专制社会，但“看客现象”这一体现奴性、麻木、封建、狭隘、自私等劣性的文化形态却在当下有复燃的迹象。但是，正如在美国波士顿树立的“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德国神父马丁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铭文，其表达的要旨，却能为这些“围观”一个警示：“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3]从这个意义上讲，“围观”、“看客”的冷漠心理似乎对“恶行者”是一种默认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和秩序又未能及时生成。可以说， “围观”、“看客”现象的复萌，或多或少与转型期心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莫大关系。而且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的重构，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