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男性关怀”.docVIP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男性关怀” 　　摘 要: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一直在解放、挣扎和追寻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一个人的战争”,都使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全知叙述”的无力感。本文欲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她们在文本创作中出现的对于男性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困境的描写,挖掘出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寄托的“男性关怀”及其深刻原因,以期推动女性写作中两性描写的内涵由“对立”达到“和谐”的进程。 　　关键词:女性创作;男性形象;男性关怀;和谐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9-0067-07 　　 　　思想的存在是文学的希望,追问意义也应是女性文学创作永恒的精神动力。经过了争取自身权利、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时期,走过了“男女都一样”的建国初期以及挣扎于“一个人的战争”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在都市商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女性作家运用自己真实的生存经验、内心体验,不断诉说着新时代的心声,在关照女性自身的矛盾与痛苦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男性的认识和理解。女作家对男性认识正由单一到复杂,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在认识男性的过程中,女性作家也反观女性自身的心理特质,深化了对人性的认识。新时代多元的文化氛围,加深了女性的自审意识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无论在传统的理念还是现实的具体生活中,对于男性的重新审视已经成为女性创作的必然,在这样一种双性文化思考的语境下,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一、“男性形象”的回归与重审 　　 　　(一)从理想回到现实 　　新时期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阴霾的女性作家,她们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作品中寻找男性,但作品中的“伤痕”却挥之不去,普遍表现为对男性的失望。80年代初,张洁在她一系列的小说《方舟》、《祖母绿》、《他有什么病》中已经开始了对男性“爱之深责之切”的批判。在《方舟》中,张洁一方面极力描写了对男性的失望:柳泉的丈夫工于心计,心胸狭窄且多疑;梁倩的丈夫白复山像商贩子一样对婚姻讨价还价,表面相貌英俊实则卑鄙小人;荆华的丈夫虽风度翩翩,却天生不懂得如何爱。但另一方面,她内心依然存在着一份乌托邦的幻想,她小说中的各类女性在表达对身边男性厌恶的同时,也含蓄地表达着一份对理想男性的呼唤。书中的女主人公曾这样说:“她现在多么需要一双有力的胳膊,可是在哪儿呢?……莫非男人与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 [1]张洁的这种女性的、探询的眼光带来了女性创作中对理想男性的质疑,这是解构理想男性的开始,女作家们渐渐收起了理想的风帆,开始重新审视生活中的男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80年代中后期池莉的小说,她着力展现在现实生活中男性的生存心态。 　　当代作家池莉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描绘了林林总总、充满差异的男性世界,细致地解读着男性的烦恼,诠释着主流文化下男人的悲哀。鲁迅先生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2]《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是现代化钢板厂的操作工,工作虽简单平凡,但内心却是丰富多彩。他有着至高至美的追求,但现实中的生活烦恼淹没了他的向往。房子、儿子、票子、妻子,这些烦恼琐琐碎碎,如一地鸡毛般让他难以理清:工作1年还没分到房子,“窝囊巴叽的”,只好任老婆鄙薄;原本该有的30块钱奖金,却忽然一下子而且是毫无道理地变成了5块钱;迟到一分半钟被记录在案;急于上厕所又被几个慢悠悠的退休老头占了地方……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印家厚要作“无所谓状”,但内心却烦躁恼火。生活的烦恼在感情中延续。肖晓芬是他理想对象的替身,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徒弟雅丽真正理解他,他一次次地被雅丽的真情所感动,但内心深处既渴望又挣扎。虽然他也有热血奔涌的时候,想过“一个男人就不能有点野心吗?”可马上又抑制“邪念”,他和雅丽的事情也没有结果。这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的爱情纠葛又为印家厚的烦恼与悲哀涂上了浓重的一笔。这烦恼无法言说,“几乎没有一刻使他不在为难之中,可又向谁去说?或是根本不值一说,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印家厚在内心里想要去读电视大学,希望能给老婆孩子带来较好的物质生活,能够有自己的感情寄托和心灵的空间,可生命却只能在鸡零狗碎中消耗。这是凡俗的悲剧,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状态,认同主流文化对男性的价值期待,但因种种的无奈又无法实现其理想,因此只能默默地忍受。他们满怀的无奈,或怨天尤人、或乐天知命、或随遇而安,这是对弱势群体生活困境的最贴切的描述。印家厚已不仅仅是印家厚,而是烦恼人生的代名词,成为凡俗男人烦恼人生的意象。他们置于清醒的现实中却不能奋飞,理想抱负无法实现,智慧才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