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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媒体形象表达与标签 　　2011年1月21日，上海一知名记者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帖子：“破案了。杀害普陀区金汤路八旬老夫妇的凶手被抓获。残忍的凶手竟然对80多岁手无寸铁的老人下手!凶手杨某29岁，外地来沪务工，曾到老人家里做装修工。年底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的人禽兽不如。”瞬间就引来40多条评论，其中不乏这样的留言：“禽兽不如的坏道YP!”，“YP统统死了滚”。或许由于敏锐地捕捉到网民开始涌动的激动情绪，该记者随即补发了一条微博：“请大家不要针对外来人员，上海人并不排外，上海的建设离不开各地的人才。同样，我也不会排外。” 　　这样的场景与对话在上海、乃至国内许多城市并不罕见。传媒(包括新兴媒体)如何报道与再现城市新移民在城市的活动，如何标签化该群体，是否交代其身份、地域等背景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地居民对新移民成员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影响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到关于移民群体的公共政策。因此，在对上海主要报纸城市新移民报道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剖析传媒对新移民群体形象的呈现与再现(representation)，具体包括三个问题：第一，上海四份主要报纸总体上呈现了城市新移民以及新移民的不同群体怎样的形象?各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二，以报道引用为标志，新移民群体在主流报纸中，能够获得充分的主体表达空间，表达其自身的生活和文化经验?第三，传媒在报道新移民时，采用怎样的“标签”(label)?这些标签的运用，在不同群体问是否存在差异? 　　 　　一、上海报纸中的城市新移民形象 　　 　　我们参照前人的研究，从新闻叙事角度将城市新移民的形象分为如下10种类型。其中4种为基本类型：(1)受难者――反映新移民在城市里遭受的困境与苦难，常见的叙事方式如遭遇事故、被骗钱财、被歧视等；(2)负面行为者――表现新移民带有负面性的行为与特质，特别是对城市秩序造成的冲击和破坏。例如违法犯罪、破坏治安，或者贪小便宜、观念落后等；(3)受爱护者――强调新移民受到城市社会和主流人群的关心和照顾，常见叙事方式如领导看望外来务工者、好心的上海人给外地人???款；(4)正面行为者――表现新移民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具有优秀品质和现代意识的一面，典型叙事方式如“新上海人”热情争当志愿者、积极追求上进、抢救落水儿童等。 　　另外5种是以上基本类型的混合，如：(1)受难者负面行为者――如表现农民工在打架斗殴中受伤；(2)受难者受爱护者――如患病得到上海人救助；(3)受难者正面行为者――如新移民自身遭遇事故仍然挺身救人；(4)负面行为者受爱护者――如上海警官送外来违法少年返乡；(5)正面行为者受爱护者――如新移民兄弟苦读上进感动企业家捐助。最后一类是中立／不明确――即报道中并无针对新移民形象的明确叙事。 　　按照这样的分类体系，内容分析发现(见表1)：就上海报纸总体来看，28.9％的新移民报道中并未呈现明显的群体形象，而在有明确叙事的报道中，最频繁出现的形象是“负面行为者”(占25.3％)，其中比较集中的具体叙事类型包括：盗窃(38篇)、抢劫(18篇)、杀人(18篇)、诈骗钱财(14篇)、伤人(12篇)等；位居第二位的形象是“受难者”(16.4％)，主要包括被骗钱财(12篇)、工伤(12篇)、患病(11篇)、煤气中毒(11篇)、工资被拖欠(10篇)、被强奸／被迫卖淫(9篇)等；第三位的再现形象是“受爱护者”(15 3％)，主要是接受资助与慰问(38篇)、政府推动户籍／社保改革(16篇)等。可以说，“负面行为者”、“受难者”与“受爱护者”构成了，上海报纸所集中呈现的新移民群体形象(若加上混合型叙事，三类比例之和达到60.9％)，而“正而行为者”形象比例仅为7.8％。 　　 　　不过，若分媒体来看，各报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两份市民报纸《新民晚报》和《新闻晨报》再现“负面行为者”的形象比例(分别为27.3％和31.4％)明显高于党报(《解放日报》，17.7％)，也略高于同属市场化阵营、但具有一定专业主义倾向的《东方早报》(23.8％)；三份市场化报纸对“受难者”形象的再现频率均显著高于党报；而《解放日报》再现“受爱护者”(23.0％)和“正面行为者”(10.2％)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市场化报纸。更确切地说，《解放日报》与其他三份报纸的显著差异在于――其所呈现的新移民形象主要并非“负面行为者”，而是“受爱护者”。如果说市场化报纸呈现出的新移民形象可以概括为“行为不端又饱受苦难”。党报呈现的新移民形象则是“行为不端却备受关怀”。 　　接着，我们比较三类不同的移民群体在上海各报中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形象再现。依循上篇论文中的分类方式，我们将报道中的新移民划分为三个群体――精英移民(高层)、白领移民(中层)和底层移民(低层)。并为简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