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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源于生活诗意之旅 　　“五四”以降，中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倡导并践行“生活即教育”理论，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其求真务实的育人观念，行知合一的教育实践，成为当代乃至后世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理论来源 　　“生活即教育”理论，最早来源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说。但在实践过程中，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现状和国情，大胆地加以改造，去粗存精，推陈出新，“把它翻了个筋斗”，用“生活即教育”代替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用“社会即学校”代替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用“教学做合一”代替杜威的“从做中学”，这在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时正式提出。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意义。”从此，这一教育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重要现实意义日益彰显，且历久弥香。 　　二、理论内涵 　　“生活即教育”这一理论，普适于众多学科领域，富有深厚的思想内涵，非只字片言可以穷尽。本文仅以语文学科为例，从教育内容的基础性、实践性、广泛性，教育关系的平等性、民主性、主体性，教育方法的多样性、灵活性、生成性三大方面探讨其主要内涵，借以抛砖引玉，并求教于方家。 　　（一） 教育内容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与“教育”没有界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而且“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新时代的教育，唯有与时俱进，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甚至前瞻超越，才能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材，满足社会发展之需，永葆青春蓬勃之气。 　　语文独具的基础性、实践性、广泛性、人文性的学科特性，决定了“语文”必然与人们生活???学习、工作有机融合。语文学习不可能只是课堂教学的事，语文课堂也不可能承担语文学习的全部。只有“生活语文化”，“语文生活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高速发展，应对知识的梯级更新。 　　1.基础性。任何语言的学习，皆始于基本字词的教学，它们是万丈高楼的砖瓦，是千米布帛的丝线，是百尺卷帙的纸页。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词汇储备量，就难以准确表达自我、流畅交流情感。 　　针对中国传统教育仅以文字书本为中心，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端，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有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只有纤维而没有维生素”，教学使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其言下之意，并不是全盘否认语文的工具性，也不是拒绝基本字、词、句、段的教学，而是强调文字是生活的符号，强调语文与大众生活的结合，强调文字自身作用的发挥。陶行知认为“要想鼓起民众读书的兴趣，必须拿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文字来教”，由此可见，语言文字必须要教，而且要灵活地教。例如，对“社区”一词的学习，不仅仅是课堂上声嘶力竭的朗读和劳生伤笔的默写，更应该带着或者指导学生“走进”社区，了解社区的人口、文化、历史、气候、环境等相关知识，让学生切实掌握这一词语的本质内涵和广阔外延，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曲线符号。如此这般，才能摒弃枯燥乏味的词义解释，告别鸡零狗碎的断章取义，还语文以生动、有趣、创造、人文的真面目，将学习从“死的、假的、静止的”转变成“活的、真的、动的、用的”，唤起人们语文学习的渴望。 　　2.实践性。学习的终极目标是“致用”。作为学校基础课程，语文教育除了要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外，还要培养学生具备日常生活必备的听、说、读、写四大“基本技能”。 　　陶行知先生主张“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在《〈平民千字课〉编辑大意》里，他道出语文教学的旨归：第一，在演说会、讨论会、早会、晚会、一切集会与人交谈时，都要留心仔细地听，学习那些擅长国语的先生和同学们的发音语调等，听懂话语的字面意思，领悟潜藏的寓意。第二，在各种演说会、欢迎会、送别会、纪念会等场合能够临时讲演，准确表情达意，做到“能说话”“会说话”“说好话”。第三，批判传统教育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为了识字而识字，为了读书而读书。“培养继续读书看报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号召大家“读活人的书，做活人的事，过活人的生活”。第四，“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号召用生活的文字，用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写作，提出“请大众的耳朵作先生来指导，才最可靠”的建议，即请“大众的耳朵”来鉴别文章好坏，文章读完后，大众听懂了，这才是好文章。无疑，陶行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