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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变更对业绩预告披露频率的影响研究作者姓名：林文龙 1989.8 广西 玉林摘要：CEO作为企业的掌舵人，直接参与公司层面的战略决策，必然对财务报告的呈报施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业绩预告。本文选取2010年到2014年CEO发生变更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CEO变更与业绩预告披露频率显著负相关，且CEO变更造成了业绩预告的预测中断。关键词：CEO变更；业绩预告；频率；预测中断引言：业绩预告是指在定期财务报告正式对外披露之前，上市公司管理层预先将公司该期盈利能力以暂定数的方式向市场传递信息，以期帮助信息使用者做出理性决策（林江辉[1]，2003）。我国证监会、交易所先后出台了预亏、预赢、预增、预减、预警的业绩预告披露制度，其中对满足净利润为负、业绩较上年同期发生大幅度变动（一般指超过50%）等条件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强制性披露要求。业绩预告具有前瞻性，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提高证券市场配置效率，日渐受到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也有可能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欺诈的工具。公司管理层作为内部人具有职位和信息优势，会通过提前、延迟甚至隐瞒特定消息类型的披露来达到自利的目的，这会误导投资者决策，侵害外部中小股东利益，更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因此，研究公司管理层，尤其是在高管团队中处于决定性地位的CEO对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Hambrick与Mason（1984）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的个人背景特征与其认知风格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其偏好差异会影响组织行为[2]。业绩预告信息的酌量性更容易渗透管理者个人认知风格。Bamber et al.（2010）、Lee et al.（2012）及Yang（2012）等分别研究了管理者异质性对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风格的影响，以及这一风格的市场反应[3][4][5]。然而，鲜有文献关注管理者对业绩预告频率的影响程度，尤其从CEO变更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将利用CEO变更样本与CEO非变更样本来检验CEO是否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发布频率有显著影响。本文着重关注业绩预告在披露频率方面的差异变化，以及CEO变更后出现的“预测中断”时间长短，以此来判断CEO变更对业绩预告的影响，从而为投资者理解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提供更全面的视角，也为监管机构规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参考。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欧美等国大多对业绩预告实行自愿披露，许多学者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机、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于业绩预告影响因素的研究，Baginski等（2002）发现，处于成长期的公司其盈余波动性较大，未来业绩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管理层倾向于不进行业绩预告[6]；Ajinkya et al.（2005）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比例越高、治理结构越有效的公司往往其预告的频率越高，偏差也越小[7]。除了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对业绩预告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外，随着高层梯队理论的提出，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管理层对公司业绩预告的影响。Hirst et al.（2008）的研究中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因素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将其影响因素分为预测环境和预测者特征两个方面[8]。Bamber et al.（2010）在控制公司特征因素的前提下，分离出管理者个人特征及经历对业绩预告的频率、精确度、偏好、准确性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3]。由于CEO在高管团队中占主导地位，其个人特征对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Francois Brochet等（2011）基于CEO与CFO变更的视角，分别检验CEO与CFO变更前后业绩预告频率和精确度的变化，发现管理者确实会对业绩预告产生了影响，其中CEO的影响具有长久性[9]；Lee等（2012）研究发现，CEO变更与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董事会将业绩预告准确性作为显示CEO能力的信号机制[4]；Baik等（2011）也发现，CEO能力与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正相关[10]。国内研究管理者个人风格与业绩预告特征的文献较少，关于业绩预告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预测频率、精确度、及时性和消息属性等方面。杨世鉴（2013）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包括CEO和CFO）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财务经历、政治背景等个人特征均与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准确性以及及时性显著相关，而且在检验过程中加入高管权力和独立性等中介变量时，其相关关系会更加显著[11]。任汝娟（2014）也通过实证检验了CFO的年龄、学历与业绩预告披露的精确度正相关，职称、专业背景为财会类与业绩预告披露的精确度负相关[12]。杜晓宇（2009）通过分析高管变更期间的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发现，与非高管离职期相比，我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在高管离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