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古代文D3-L36-史官厄难.docVIP

教学素材 第35课 史官的厄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还要早，这是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举世周知，我国史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部《二十四史》就有3219卷，4500多万字，加上数不清的私史、野史、杂史和各种史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卷帙浩瀚、博大精深的史书？这样一座蕴藏丰富的历史宝库，正是历代史家辛勤劳动的结果。 然而，当人们从这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中汲取丰富营养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遭受了多少厄难？！ 一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载有秦赵二主鼓瑟击缶的故事，很有意思。在“完璧归赵”以后，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杀了两万多人，然后又要与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趁机羞辱赵王，便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以牙还牙，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以相娱乐。”秦王怒，相如进缶跪请。秦王仍然不肯击缶，相如便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击缶，双方就扯平了。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