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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部制改革的问题与措施探究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实践进程的必然延伸1982年的100个减为2003年的28个这些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在某些时候还出现过“机构越减越繁、人员越减越多”的不正常现象随着经济社会，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显得有些滞后，机构设置和运行仍然带有明显直接干预经济痕迹，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仍然存在。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拓进，积极推行大部制改革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行大部制经验的必然启示发达国家做法和经验，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转变政府职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强，淡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宏观管理职能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保障大部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与地方改革的联动机制是否能够确立，　　要实行大部制，解决政府机构职能交叉的问题，要从现有行政机构身上“割肉”，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这些交叉、重叠的职能部门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这些行政资源，就像剥蚕丝一样，每一根丝都触动一大片官场神经，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权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还会引起官场“地震”。　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洗牌，整合到一块，考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水平，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心细如丝，做到平稳过渡，无缝衔接，确实不容易。　　机构精简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 以1998年机构改革为鉴，基本办法有四种，即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和优化结构。带职分流，就是定编定员后，超编干部离开机关，保留职级。那么保留职级后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另外设置一些事业编制的机构或者官办的中介、行业协会等消化这部分人员这样做，既增加了改革成本，又增添了新的“准”管理机构。定向培训，就是对离岗公务员进行会计、审计、法律、经济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正规培训，为走向新的岗位作准备。如果是“恶补”性质的培训，这些人“营养不良”培训后又能去哪里呢？加强企业，就是选调定向培训后的人员首先充实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以及财税、政法、市场管理等执法机构，文化、教育、卫生等单位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至于优化结构，就是通过人员分流，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达到优化组合，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这一点是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其实还是涉及到人员分流问题，“优化”下来的人怎么办—膨胀—再精简—在膨胀”的怪圈。 3.机制磨合难　　　　从机构改革的历史来看，大部制的组织架构设想并非是机制上的创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国家经委这样的大部委设立；“文革”中将政府的数十个部归并为几个大组，或者以“口”划权，比如农林口、工交口等；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是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之举，可以视作大部制的“热身”　　　在大部制下，机构内部的磨合，外部的磨合，上下之间的磨合，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如何对接，怎样才能不重复、不重叠等等，都在考虑大部制的生存系数。实行大部门体制管理后，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更加集中度集中腐败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垂直管理问题。为了便于指导管理，中央在很多行业和领域实行垂直管理，如海关、质检、税务、工商等。地方政府可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少，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利于地方政府管理。中央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得好，就能发挥的积极性；处理得不好，二者俱伤。财权与事权的划分问题。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总收入中，中央的集中能力越来越强，中央财政宽余、地方财政紧张。为增加本地区财政收入，很多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资、大搞“土地财政”，甚至私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市管县”的问题。现行“市管县”模式增加了行政管理层次，管理效率低，不利于发挥县一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的主体。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确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制”。　海南建立了“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