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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成就 -------浅析陶渊明的艺术成就与其性格的紧密联系 [内容提要]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都会随口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后世学陶、仿陶、爱陶、研陶者众。但对其人其作的立论取舍，却可谓见仁见智。要么以身自况，内寓相惜，赞其高蹈隐逸，清风亮节；要么从阶级社会及政治现实出发，指其消极逃避，小资闲情；要么从其身世经历、人生抱负、政治理想出发，称其洁身自好，五仕五归，委运园田，立志从文；凡些种种，不一而足。但看任何一个事物都不能盲人摸象，只看一面，以偏概全。特别是对陶渊明这一伟大的诗人的研究，必须多方面地去了解，立体地去看待。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也可以说性格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性格决定了他的成就。陶渊明少年时期博览群书，学习了儒家的《六经》和道家的《老子》、《庄子》。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的一生，性格十分执着。他终其一生，对于理想、信念、气节的追求，始终是忠贞不二，矢志不渝的。十三年的官宦生涯是他对理想不断追求，不断失望，直到绝望的过程。然面黑暗的社会现实让他看不到实现抱负的希望。最终他选择了隐逸。他的隐逸是对人格操守的坚强维护，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以一生能够尽到的最大个人力量，捍卫生命的尊严。痛切批判和彻底否定血腥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给人民所带来的苦难和摧残。他最具影响的《桃花源记》也是他构建的实现了他理想的美好世界。可见，他从没有放弃过他的理想。倘若说，谋生的道路奠定了陶渊明的生命哲学的话，那么，他的灵魂则是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上下求索。经过时光和历史的淘洗，在1500多年后的今天来读陶令公，不仅其隐逸行为，其思想和灵魂的境界，尤令人“缅焉起深情”。 关键词：性格 执着 矢志不渝 成就 一 一提到陶渊明，学陶、研陶者，都会想到他的五仕五隐。似乎陶渊明是出仕最多次，归隐最多次的文人。因些，有些研陶者认为陶渊明不是真正的隐者；有些研陶者认为陶渊明是因生活困顿才屡次了仕。其实，只要了解其生平事迹就可以知道：陶渊明的五次出仕都是他对理想的不断追求的过程。古往今来，许多儒家学子，正直人士，有识良才，他们有怀才济世的儒家思想的鼓舞下，积极求进，渴望建功立业，一展宏图。陶渊明和他们一样，但陶渊明和他们又不同。他们和最终目的，往往为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而陶渊明的目的却不同。每当他感觉到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时，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弃官归隐。但他又不甘于放弃自己的理想，所以才屡次归隐、出仕。这五仕五隐更体现了陶渊明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 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由于“不堪吏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江州召其为主簿，他未就任。陶渊明辞去江州祭酒的官职只是不堪繁琐的公务，不愿和那帮庸吏共事，并没有对仕途完全绝望。倘能有所作为，他不会拒绝出仕。公元399年，陶渊明三十五岁。这年，桓玄借口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会同南衮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勤王。当他看到恒玄起兵讨逆，以为是正义之举，投其帐下能够干番事业，便再度出仕了。但是，桓玄是个野心家，起兵讨逆是名，阴谋篡位是实。起兵不久，桓玄就逼走殷仲堪，领有荆江两郡，并兼两州刺史。同时，他招兵买马，制造种种所谓祥瑞蛊惑人心，为篡夺帝位做准备。陶渊明直接在桓玄手下当幕僚。桓玄的所作所为使他逐渐认清了举兵的真正目的。清高的陶渊明不愿意俯身屈就这样一个野心家。他对这次出仕深感失望，而即将爆发的社会大动乱更让他忧心忡忡。“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笹守穷湖。”[1]他借景喻世，隐晦地表达了当时的心境。陶渊明觉得在桓玄手下做官着实有悖初衷，也不屑于和桓玄之辈同流合污。他咏叹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技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2]。公元402年，三十七岁的陶渊明以母亲去世为由，再度辞官归隐。 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并在江陵一带诛杀之，恢复了晋室的统治。陶渊明很受鼓舞，指望在刘裕的辅佐下晋朝可以中兴。这次，他抱着一线希望，带着重重疑虑，第三次出仕了。陶渊明东赴京口，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时间不长，便大失所望。刘裕当时虽然只掌管了东晋王朝的部分权力，羽翼未丰，但他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地杀戮功臣，剪除异己，其用心之卑鄙、手段之恶劣与桓玄无异。陶渊明由此对仕途不再抱什么希望，决心离开刘裕。最后他采取了一种过渡的方法，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