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的兴起及生态审美人类学走向.docVIP

生态美学的兴起及生态审美人类学走向 　　一、”边缘”的中心化:现代性批判的生态学转向 　　进入”后学”时代以来,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界较为关注的一门”显学”.随着一大批思想家对现代性提出反思和质疑,一切围绕人类中心主义的”元叙事”已渐式微.从历史脉络上说,自西方思想界在尼采提出”科学之人的出现扼制了生命”、”为兽类也需要天真”的口号之后,[1]50学界逐渐转向了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回归.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着作《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也说到:”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 　　大地照耀着家园.”他将”自然”看做比”季节”更为古老的时间,因为”自然”是使一切事物澄明的条件,有了”自然”的存在,现实事物才能显现为”是其所是”.”自然”是人诗意栖居的前提和寻找”家园”的依托.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阐释”存在”,将”实体”悬置,而”回到事情本身”,希冀从根本上消解技术文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并提出”在世”的概念,即”是于世中”. 　　从本体论的层面上说,”在世”意味着人与周围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也随着人之生存过程的展开而呈现为各种意义的世界.世界的面目与其生存的方式有关,即使是”实在”,也是人以一定的方式介入世界所交互融合的结果.”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就是诗意的.”[2]107人诗意的栖居于大地之上,一时间成为学界相继引用的箴言.海德格尔的思想为生态批评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内涵. 　　随之而来的”后学”旗手如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各自的观点与”生态”、”自然”进行结合,并作为一种后现代叙事的”双重逻辑”:一是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及”虚无主义”的削平和瓦解;另一方面,为反思工业文明”单线进步”的局限性,他们隐喻地从”生态学”向度上表达出自己对”现代性”的忧虑.利奥塔这样写道:”它(指大都市---引者注)打碎自然之神,破坏它的用途,不给它接纳祭品和享受优待的时间.另样的时空调谐占领了自然之神的位置.从此,牧歌体制被视为伤感的遗迹.北方人眼中的热带愁情.”[3]210在他看来,”田园牧歌”的幻想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既古老而又普遍的精神诉求.而福柯对于原始的神秘性与野蛮性有着特殊的迷恋,这也使他与德里达一起打破了西方文明中一直所依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走向一种”去中心化”的解构游戏. 　　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同了一套新的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如文化多元化、地方全球化、环境保护意识、反无限科技,等等.许多西方学者都将”东方”或初民社会作为参照,从中寻找一条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之路.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生态和地理的暴力行为,”他们自觉地目的是,把领地改变成我们家乡的那个样子. 　　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许许多多的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的地方,包括新的疾病、环境的不平衡和被压服的土着悲惨的流离失所.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政治制度的改变”[4]566.在他看来,在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尺度下,东方充斥着一种”后殖民”的无奈.原生的艺术样式及初民社会的审美观念被迫屈从于西方的美学逻辑,”文化生境”的丧失直接导致了思想和信仰的无根性. 　　于是,人们怀揣着对西方”文化殖民”的不满,驳斥着”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模式,一股向生态和自然”复魅”的”田园精神”呼之欲出.在此,”田园”既是一种人类对自然某种”恋母情结”的表征,也是一种充满想象性的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意指着:从现代化城市生活中暂时解脱的一个他者的”异域空间”.在被想象的”他者异域”中,”田园”、”生态”或”自然”赋予了我们一种”陌生化的体验”,一种人类曾用理性文明所剥夺的、关乎于自然的某种”神圣归根感”. 　　在此”神圣归根感”的指引下,象征”自然”和”田野”的生态学与各种学科发生了结合,并成功催生了多种新兴交叉学科的诞生,如环境伦理学、文化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人类学,等等.如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正式诞生,他提倡以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人类文化,进而更加科学地分析”生境”在文化形成和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称自己为”走向荒野的哲学家”,认为生物圈中的每一物类都有其内在的价值.生态批评学者格伦·A. 洛夫则更加明确地说:”跨学科的生态批评才能名副其实地代表生态学的理论与观点.”[5]10生态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已是必行之事,众多学科所发生的生态学研究的转向,使生态学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二、生态美学的崛起:人与自然的”间性对话” 　　在此”生态学转向”的过程中,西方中心论也随之消解,凸显为一种全球整一性与地方多元性并存的文化形貌.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