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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破产重整中强制批准制度对策建议 　　摘要：作为破产重整制度的亮点，新《破产法》引入了强制批准制度，旨在提高企业重整的成功率。当重整计划的表决陷入僵局时，法律赋予了法院在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不顾部分债权人的反对，强行批准重整方案的强制批准权。本文意在比较各国强制批准制度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该制度的法理基础与适用原则。建议确立该制度的适用原则并建立系统的判例制度，以此完善我国的强制批准制度。 　　关键词：强制批准制度；强制批准权；法理基础；适用原则；建立判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89-03 　　 　　2006年8月27日获得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简称“新《破产法》”)中关于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是一大亮点，而引入了有效提高重整成功率的强制批准制度则堪称亮点中的亮点。强制批准制度毕竟是舶来品，法官们缺乏审判经验。如何确定法院强制批准的适用标准，在审判活动中恰如其分地适用该制度。成为学界和法官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也成为本文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强制批准制度与强制批准权的概念界定 　　 　　关于强制批准制度，我国著名破产法专家王卫国教授认为：新《破产法》第87条第2款规定在表决组并未全部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法院可以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的申请，在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使重整计划生效的强制批准制度。依据我国新《破产法》的规定，参照以上定义和外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强制批准制度是指在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一项重整计划草案的过程中。如果该草案最终仅能获得部分表决组的通过，与法定标准和条件符合时，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行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度。 　　所谓强制批准权，是指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过程中，如果部分表决组坚决抵制该草案的通过。与法定标准和条件符合时，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强行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的公权力。该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当，该权力会缩短重整时间。提高重整成功率，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如果该权力未被法院依法适当运用。将可能导致法院司法公权力侵害部分债权人(尤其是中小债权人)的司法自治领域。甚至严重损害司法权威。面对国际破产法改革的新一轮浪潮，我国的立法者不失时机地引入了强制批准制度。该制度的引入被公认为本次立法修订的一大亮点。 　　 　　二、强制批准制度的法理基础 　　 　　第一。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强制批准制度更倾向于维护债务人的利益――为债务人的自我拯救提供更多便利；同时，该制度忽视了部分债权人(尤其是小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胡利玲认为，法院行使强制批准权的假定前提是：强制批准符合最大利益原则、符合重整各方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利益。因此。当某些债权人非理性运用或滥用决定权。否决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整计划时。司法必须干预，对债权人的行为予以否定。不仅给予确有复兴可能的债务人特殊救济，而且体现重整制度对公平正义和效率的追求，实现私权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协调。对于以上问题的合理解释是，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法院的确牺牲了某些债权人的意志，对其进行了“强制”。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平”：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其所欲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正义的，即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首先。该制度合理性的本质在于，使债务人有更大的可能起死回生，从而有机会重新为社会创造更多新的价值。其次。与那些“被强制妥协”的债权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因为“还本付息”始终是债权人的合理期待。而破产清算只是最坏的打算：强制他们妥协的最终结果可能使他们如愿以偿地得到全部本息，这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即使重整失败而不得不破产清算。强制批准制度也保证了“被强制妥协”的债权人能够得到不低于其债权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这是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最后保障。也是该制度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最终归宿。 　　第二，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破产法的理论与实务往往游弋于法学与经济学之间，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便成了衡量破产法中某一具体制度合理性的重要视角。在实践中，如果某些债权人迟迟不作决定，或者始终也不肯同意对其无歧视待遇的重整方案，那么企业重整复兴的道路将会遥遥无期，这无疑会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与企业的经营效率。最终，这种无效率会影响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该结果的造成，他们并不能控制。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如果撇开“搭便车”问题，我们不能否认，重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隐藏在这一层层外衣下的最本质矛盾。正是作为法律核心价值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不难理解。强制批准制度中私法自治观念更倾向于尊重全部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