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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与CISG有关声明中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张为国(1978-)，山东临沭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学。 　　摘要：就中国与CISG有关声明而言：首先，中国“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的真正对象是CISG第11条、第29条和第二部分(第15条第2款和第22条除外)。之所以排除第15条第2款和第22条，是因为尽管其允许“发价的撤回”和“接受的撤回”得以非书面形式作出，但逻辑上并不允许“发价”和“接受”的意旨表示可以非书面形式作出。其次，无论是根据《香港通知函》和《澳门通知函》的规定，还是对CISG第93条作字面意思理解或作扩大理解，CISG对香港和澳门不适用。最后，尽管中国撤回对CISG所作相关保留会导致相关货物销售合同(包括其形式)法律适用的变化，亦应撤回相关保留。法律适用的变化是撤回相关保留之果，而非其因。 　　关键词：CISG；声明：保留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65-06　收稿日期：2008-11-11 　　 　　自1986年12月11日核准CISG(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中国已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三份与之相关的声明：一份载人中国核准《公约》文书中，其内容为“中国不受《公约》第ll条以及与第11条内容有关的公约规定的约束”；另两份分别为《1997年7月1日后适用于香港的条约的通知函》(以下简称《香港通知函》)和《1999年12月20日后适用于澳门的条约的通知函》(以下简称《澳门通知函》)。然而就此三份声明，仍有几个理论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它们是：中国“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的真正对象是什么?CISG对香港和澳门是否适用?中国应否撤回“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和“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公约保留”? 　　 　　一、中国“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的真正对象 　　 　　这一理论问题产生于我国核准《公约》文书中所载之“中国不受《公约》第ll条以及与第11条内容有关的公约规定的约束”的声明，笔者称该声明为“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 　　(一)称其为“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的原因 　　我国作此声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依据该项保留“授权条款”――《公约》第96条的规定。当时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7条要求涉外经济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达成协议，故我国有权依据《公约》第96条规定作出声明。尽管该声明在措词上并未严格遵行《公约》第96条，但因其法律依据为后者，故其措词可严格依后者还原为“中国声明《公约》第11条、第29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中国。”笔者认为，中国这一表述方式，仅是对《公约》第96条所要求表述方式的一种简化而已，其在法律效果上并无不同。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文作准本)第二条(丁)款之规定：称“保留”者，谓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作之片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在实质上，保留国所提出的保留，必须使条约的某一规定的法律效果在对保留国的适用上被排除或被改变，否则就不是保留”(李浩培，2003)。据此，我国依据《公约》第96条所作该声明即为“称‘保留’者之‘片面声明”’，一方面是因为该“声明”为我国单方面作出，另一方面是因为该“声明”“摒除”或“排除”了“公约第11条、第29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笔者称其为“非书面形式规定”)适用的法律效果，也即“非书面形式规定”不适用。在法律效果上，“不适用”与“摒除”或“排除”是一样的。“摒除”和“排除”是不同的汉语译法，英语为“exclude”。因“非书面形式规定”为我国该项保留之对象，故笔者称我国该项保留为“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 　　(二)中国“非书面形式规定保留”的真正对象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该项保留对象的认识，不是停留于“《公约》第11条以及与第11条内容有关的公约规定”，就是辄止于稍微明确一点的“公约第11条、第29条及有关规定”(韩德培，1997)。或更明确一点的“公约第11条、第29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笔者认为，“规定”是“量”和“质”的统一：“规定”可以条、款、项等进行量化，其具体内容则无法量化。作为保留对象的“规定”是可以量化的。经过笔者对《公约》第11条、第29条和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