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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金融制度性缺陷政策建议 　　 我国经过27年来金融改革与开放，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金融运行中所暴露的制度性缺陷也十分明显，金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金融监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金融监管的成本越来越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亟待提高。金融安全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金融业平稳运行进而提高运行效率，弥补金融制度固有的缺陷，是新时期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新时期我国金融运行的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矛盾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时常脱节的矛盾 我国经过27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GDP年均增长9%以上的骄人业绩，全社会金融资产总量由4千亿元人民币增至40万亿元人民币，民营经济总量超过了国有经济总量，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大快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一个反差的现象就是，金融的发展时常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从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渠道和方式依然狭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享“国民待遇”，违规甚至违法筹措资金成为它们维持生存发展的现实选择。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在起点上不公平，在终点上就难以确保公正。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多的是通过违规违法融资方式向国有银行融通资金，国有银行在市场利益取向下违规操作和不良资产的形成就再所难免，央行再贷款的增加形成了倒逼机制。这充分说明我国金融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金融改革和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要求。 　　目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呈现两极性特征。在国际比较上，尤其是从外贸的出口、巨额的外汇储备上看，似乎我国已经具备了十分强大的金融实力。但从对现行金融制度分析上看，近15万亿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仍未有效形成，银行系统坏账仍然有待消化，这种双面经济换言之就是“宏观经济乐观、微观金融悲观，宏观金融有成绩、微观机构有困难”，总体经济增长下的金融制度有待创新。 　　 金融效率与金融资源配置权力化的矛盾 宏观经济的要旨在于公平与效率，微观经济的精髓在于选择。在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上，无论是机构的市场准入、人才使用，还是贷款发放、业务创新，长期以来固有的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低效配置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唯上”、“唯权”风气日盛，微观金融经营主体民族金融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较弱，金融服务质量较差，金融服务中的“霸王条款”太多。要么忽视效率，领导决策下的“政绩工程”造成国内金融系统引擎不能正常运转；要么过分强调效益，增加吸存任务。商业银行实行统一法人、健全授信制度以后，贷款权上收，个别金融业高管以政治关系代替市场关系，以上下级关系代替平等关系，进而破坏市场中固有的契约关系，权力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金融高管的选拔往往是以组织任命代替市场选择，权力大于规则，金融腐败屡禁不止。 　　金融法制建设滞后于金融业发展的矛盾 法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每一个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每一笔金融业不良资产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都与融资方式创新的扭曲密切相关。从对问题金融机构融资方式操作分析来看，每一种融资方式的背后都是无数“钱虫儿”和“金融腐败分子”暴富发家的历史。许多金融业贪官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尘封历史，通过洗钱漂白污点，不断转换身份；“地下钱庄”、“非法私募”、“高息揽存”仍在继续，金融监管当局对四大融资方式的规范和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整顿，付出了沉重的高昂代价。 　　这里不单纯是一个化解机构风险的问题，10万元以内动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有限的预算资金也好，对个人投资者的全额赔付和对机构投资者打折赔付也好，对整个社会而言，它都同时相应地加大了司法成本、金融监管成本、地方经济发展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强化金融法制建设。 　　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的矛盾 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金融改革是金融开放的前提，金融改革具有绝对真理的含义，金融开放为金融改革服务，它具有相对真理的含义。健全国有金融资本财政，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适时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这是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对外开放度如何掌握，如何与狼共舞，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重点如何选择，是不是全部国有金融都对外开放？目前全社会有关“国有银行贱卖”的争论，其本质是如何健全和完善国有银行改革的民主决策机制，给民众充分的参与金融改革的话语权，官民不能对立，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支持才能促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 　　金融理论研究与金融运行现实脱节的矛盾 20年前改革伊始，中国金融现代化建设就面临着理论和人才准备不足的难题。目前媒体沸沸扬扬的“中国合格经济学家的标准”之争，也反映了金融理论研究与金融运行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改变社会，他只能是运用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