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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制度构建中难点及其对策 　　 摘要：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的成员权既受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制度制约，反过来又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和力量，增强集体的主体性，完善集体的组织结构，二者相辅相成，故成员权制度的构建必然要在农民集体的主体性框架内完成。对此，文章从成员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关系，成员的主体形态及其身份标识，自治组织与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混同等四方面入手，着重分析了成员权制度构建中所需首先厘清的问题，并以此完善制度构建的思路。 　　 关键词：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司法救济 　　 农民的成员权是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权利，是一种身份性、资格性权利，既是农民在集体内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亦是其获得土地保障的依据。农民的个体成员身份和集体的团体性组织结构是我国农村中的现实场景，同时也是农民权利制度构建的国情因素和前提条件。对于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必须着眼于个体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双重构建，实现利益上的双赢。 　　 一、如何厘清农民个体成员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关系 　　 所有权是民法权利体系中一种独立的物权形态，是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享有的具有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民集体所有权是以集体为主体单位所享有的排他性物权，就其主体性而言，集体是由众多成员组成，成员是集体的人格要素。但与传统民法中由社员组成的团体法人不同，在农民集体这种形态下，农民作为成员与集体财产，特别是集体土地，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联系。这集中表现在集体所有权之上所构建的农民成员的用益物权体系，这一权利体系通过身份制度将集体利益限定并分配于成员之间，使成员直接占有、使用并受益集体财产。 　　 虽然在集体所有权中，集体与成员密不可分，并较一般的团体法人和成员之间的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但二者仍然是两种独立的权利，不可混为一谈。从主体利益来看，集体有着相对独立于成员的集体利益。虽然集体利益最终会转化为成员利益，但集体利益不必然与每个成员利益相一致。成员是众多有着不同利益诉求、行为意识和识别能力的农民，其个体利益具有分散化和差异性特点，这必然使成员权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体、多元。但集体利益则是概括、统一的共同利益，其是着眼于成员整体，而非某一成员个体。以土地征收为例，如果被征收的仅是集体的部分成员承包的土地，在征地补偿款的众多分配模式上就易产生集体和个体成员利益不一致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真正原因正是集体利益和成员利益的相异性。从经济学角度上看，成员作为个体的理性人、经济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利益追求须以集体利益为界。因此，成员权制度的构建固然应以农民个体权利为出发点，但必须在集体所有权的框架内展开。同时，集体一旦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和组织机构，也可能摆脱成员或被其他主体不当控制而恣意妄为，此时成员权制度又反过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约束集体的行为，使其能够始终以成员整体利益为宗旨。 　　 二、如何确立成员的主体形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形态的取舍，是成员权制度构建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农民集体是以“户”为成员单位进行集体利益的分配。在传统民法中，“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形态，民事主体一般以自然人和法人为其常态。将“户”作为民事主体的一种类型，源于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将“农村承包经营户”视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对其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 　　 将“农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这种生产方式又与财产的家庭占有形式相契合，形成了生产方式与财产占有方式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家庭即“户”作为最基础的主体形态也就具备了其合理性。在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户”的经营单位被打破，生产单位整合为统一的集体组织，而劳动单位则分散成原子化的个体。劳动计量以工分为准，劳动报酬亦以其为基础分配。这一时期，集体成员是以个体形态出现的，区分劳动力禀赋的是性别、年龄及其劳动时间，而不再是家庭。但在集体化失败之后，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形式被认为是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并与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相适应的经营模式，家庭又重新被确定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而为适应这种生产方式，也便于“统分结合”中成员权益的分配，故而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农户”的主体地位并予以相应的法律保障。 　　 但“户”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也非明确的主体形态。“户”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立户和分户的标准和界限如何确定，在实践操作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律上更是难以规制。不少村集体多以风俗习惯来判断，也有的通过户籍登记来判断，一旦涉及集体利益分配或家庭财产继承时，极易引发纠纷。同时，虽然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见地”的土地政策下，以户为成员单位尚可以维持一定的分配稳定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