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以“变易”为主轴的今文经学思想【精品文库】.doc

魏源以“变易”为主轴的今文经学思想 ====================================================================== 齐思和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史学则重本朝掌故，地理则中边疆舆地，而经学则提倡今文。前二者皆自魏源倡之。今文之学虽非倡自魏氏，而魏氏亦一重要之倡导人物也。”[1]此话是焉。 一八一四年，魏源随父入京，在京他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从此治经主今文经学。满清一代学术的变迁，梁启超说，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周予同认为“清儒复古，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2] 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公羊学说，从“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在儒学中独树一帜。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需要，对这一主张“改制”的学说大加发挥，使公羊学成为西汉的“显学”。至东汉末何休为《公羊传》作注，撰成《春秋公羊解诂》，进一步推演阐释，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家法”。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按《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 “所见世”是“太平世”，“ 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3]。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三）、解释性。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然则，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发挥了自董仲舒所提出的“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4]这一思想主张，他们从通经的角度出发，议论时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仍属于在学术上反东汉古文经学而向西汉今文经学复归，尚未能把“公羊学”引向现实政治。把“公羊学”变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改良社会，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者，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目睹清朝统治急剧衰落，深感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形与天道”。[5]认为五经皆有三世之法，并不是唯独《春秋》。此说启发了康有为以《公羊》通群经之说。他对于公羊三世说哲学体系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为“治世——衰世——乱世”，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6]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拍，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龚氏写有一系列重要政论，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7]并且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他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日之早时，“照耀人之新沐浴，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统治集团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 [8]大变动就要发生了！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于改革的事业 。 “魏源……喜言经世，后来不遇，转而治经。……从魏书出而《诗 》、《书》始复于西汉……对于今文学的复兴，不能说没有功绩。”[9]今文经学在西汉时和政治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它主张”变“，认为《易经》说过：“穷则变，变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