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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世宗的改革
后周世宗的改革
乾祐三年(950年),后周政权建立前后,全国政治形势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南方的南唐和后蜀的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开运元年(944年)南唐灭亡问政权,占有福建大部分土地。)广顺元年(951年),又乘楚内乱,派遣军队占有了楚的全部土地。于是南唐所辖的地区,从原来的二十八州,扩展到三十五州,成为南方一支强大的势力。与此同时,四川的后蜀领地也有所扩展。后蜀原来就是南方较为强大的政权,占有五十余州的土地。后晋末年,契丹入侵。后晋秦州节度使何健以秦、成、阶三州之地降蜀,蜀又攻占凤州,后蜀势力进一步发展。这样,蜀、南唐与后周形成了鼎足之势。
从后周政权来看,北方契丹的威胁并未解除。辽军往往利用中原多事之秋,“乘虚入寇”,北部边境的安宁难以保证。后周内部又面临着五代军阀割据时期所造成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局面。
显德元年(954年)郭威死,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邢州龙冈人,父为庄田主。幼时为其姑夫部威收为养子。年轻时代,曾随大商人颉跌氏外出经商,远至江陵(湖北江陵)做茶叶生意,柴荣得以接触社会,了解现实的一些情况。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郭威被任命为权枢密副使时,柴荣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因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后周政权建立后,柴荣担任澶州(河南濮阳)节度使,被封为太原郡侯。广顺三年(953年),为开封尹,晋封为晋王。郭威去世后,柴荣继承了帝位。
郭威及其后继者柴荣,目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政局的变化,对全国局势的认识比较深刻。他们接受了前代几个小王朝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内容较为广泛的社会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后周政权,巩固封建统治。
首先,刷新政治。郭威和柴荣在位时,皆亲决军国大事,曾屡次下沼求谏求贤。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曾命令臣下各自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听取臣下的意见。柴荣还“好拔奇取俊”,注意搜罗有才能的士人。因而“有自布农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
提倡节俭,严惩贪官污吏,也是后用政权刷新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后周统治阶级一反五代统治者奢侈豪华,苛虐百姓的做法,下令“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货,殿庭绝珠玉之珍”。同时严惩贪官污吏,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他放纵部下侵扰人民,在征收藁税时,向百姓额外“多取耗余”而被处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世宗柴荣答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又罢除一些地方奸邪酷吏。莱州(山东掖县)刺史叶仁鲁,虽是郭威部下,也因贪赃绢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被处死。显德五年(958年)又杀死楚州(江苏淮安)防御史张顺,因为他在任期间,曾吞没榷税钱五十万和官丝绵二千两。
后周还调整了州县行政机构,裁并乡村,整顿里甲,清查户口。柴荣接受中书舍人窦俨的建议,采用新郑县义营的办法,来加强统治。显德五年(958年),命令全国各地州府,将一百户居民组成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日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
后周的这些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第二,积极解决农业劳动力和垦荒。这是后周解决现存严重社会问题的关键措施。
处置营田是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广顺三年(953年),后周规定;“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这样不仅“出户三万”,使国家增加了纳税户,改变了营田土地为官史所侵占,营田收入为管理的官吏所侵吞的现象,而且由于“百姓既得为已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努。
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根据客观实际,分别不同情况解决上地问题。显德二年(955年)规定,“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按规定,凡逃户庄田允许农民承种为永业,如田主三年内还乡者,分之一半;五年内还乡者,则交还三分之一。但承佃户自己出力益造的房屋和栽种的树木园圃不在交还之列。五周年以外回来的,庄田除本户的坟地以外,便不予交还;桑田如承佃户无力栽种而致荒废的,就交还本户。在北方边境地区,由于人民常遭辽军掳掠,人口流动较大,故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较为通融。规定逃户庄田许民承佃耕种,但田主五年内归来者,桑田与庄田交还业主三分之二;十年内归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年内归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另外还规定流亡户的庄田如无人承佃耕种,则州县应设法招还本户;或由别户请求耕种,作为其永业。招还本户或归于别户时,在第一年内都免除租税。后周这种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主要精神在于将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之上,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它是在没有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的,客观上对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
第三,改革税收。后周统治者改变了五代以来“竭泽而渔”的办法,对赋税制度实行了一些改革。
牛租和牛皮税是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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