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住房史——改变的不仅是面积 吴隽.pptVIP

三十年前，我们住鸽子笼，住筒子楼；如今年轻人已不知筒子楼为何物。???? 三十年前，我们为了从单位分到一间房，每天到领导家门口站岗，鞍前马后；如今我们为了还上房贷拼命劳动，做牛做马。 ????三十年前，我们像农民依赖土地一样依赖住房，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但夜不能寐，而且死不瞑目；如今的年轻人，已习惯一年搬家三两次，快乐地接受不断变化的生活。 ????房子不但是商品，更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是给予我们安全感的保障。而三十年来，除了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我们还改变了什么？ 那时最流行的住房：筒子楼 说起“筒子楼”，也许很多年轻人并不清楚。这种建筑一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是单身职工或学生居住的集体宿舍楼。几十年来，由于住房紧缺，原本没有独立厨厕设备的集体宿舍楼演变成了职工的家。 “筒子楼”的每一层中间都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住户的房间在走廊两边，每层所有的住户共用一个水房、一个厕所。每家每户房间内的地方很小，一般也就十几个平方米。于是，共用的走廊就成了大家做饭、相互交流的主要场所，走廊成了公共厨房，堆满了煤气罐，旧物杂陈，电线裸露，墙皮剥落…… 30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30年前，如果站在锦江饭店的最高层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3.6平方米，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可查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建国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 住房紧张 我们只好“众目睽睽”下做爱 在那个年代，一提起住房问题，与几乎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的心中也就隐隐作痛。这是最让我们无奈和尴尬的事，特别在谈恋爱时，这几乎成了我们男人致命的软肋。像我家这样的特困户，更是难以启齿。我们家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家三代，老老少少五口人——奶奶、父母，以及我和还在上学的妹妹。另外，我还有个哥，不过他有路子，和单位领导的关系比较好，婚后不久就搬到单位分的一间小房子里去了，虽然只有七八个平方，但却让许多人羡慕得要死。这么小的房子住着这么多的人，对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大家的压抑感也可想而知。我与父母之间就隔了一块布帘，他们之间的偶尔的性生活尽管小心翼翼，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觉察到了。 住房靠领导的时代，我们怎么分房 那时分房实行的是打分制，单位成立了一个分房委员会，由头头脑脑和群众推举出来的职工组成。他们的工作，首先是确定游戏规则。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一个分房方案出台了。方案规定：分房人在报社参加工作后，凡是获得部门先进个人称号者，一次加两分，获得报社双文明称号者，一次加四分。然后把分房人按得分多少排序并张榜公布。 在这份排行榜上，报社的领导大多排在前列，怪不得平时连个部门先进都要和部下争，原来他们早就知道评先进和分房挂钩。行政处的一个处长兼小车队长曾建国，是社长的亲戚，从进报社时起连年都是先进，加分达到了１８分，排行超过了许多老资格的分房人，引起了民怨沸腾。要知道，他的部门才两三个人，评先进纯属扯淡。【 取消福利分房，推行房改市场化 王石对朱镕基说，“我不认为2到3年内，住宅行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王石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正在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启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学术界很多专家认为，在钢铁和汽车均不可行的情况下，应该把住宅当作启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王石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虽然中国的房改已经进行了近20年，但房地产市场并不完善，住宅中商品房的比例仅占30%多，60%以上是各级政府的福利房，这会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障碍。 片刻沉默后，朱镕基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度，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房奴故事（一）：买一次房就像轮回了一次 “现在的我不敢随便消费了。吃，能饱就行；住，只看房租，不看条件；行，能走路，就尽量不坐车，打的基本杜绝。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唯一的想法就是:尽早把房贷还完，还自己一个自由身。 “现在已是5月，虽离我买房才过去了3个月，但所买的房子价格每平方米已经涨了500元。在大众普遍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下，我也只能以此安慰自己，至少从心理上让我的‘房奴’生活有了个心甘情愿的理由。” 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