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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改革逻辑合理性与实施成本探讨 　　内容提要:面对危机后的金融监管大变革,从历史演进、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待监管改革方案的逻辑合理性,分析银行业实施这些方案中带来的宏观成本、实施挑战以及可能引发的新一轮风险,这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在借鉴新的国际监管规则和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中必须首先深刻理解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资本充足率、逆周期、杠杆率和流动性监管改革方案内在的演进逻辑及其合理性和实施中的挑战,文章认为中国应从自身的金融体制出发来推进新的监管改革方案。 　　 　　关键词: 新资本协议 资本充足率 逆周期 杠杆率 流动性比率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19-06 　　 　　引言 　　 　　银行监管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以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手段。从1996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简称BASELⅠ)到2004年提出的BASELⅡ,再到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被银行业界称为BASELⅢ,但巴塞尔委员会本身并没有正式使用这一说法),其核心都是围绕资本充足率的完善和提高来展开。深刻地理解资本充足率的演进逻辑、理论逻辑,判断这些逻辑的“合理性”,以及从中国国情出发来理解这些规则的变化对中国银行业产生的成本及实践中存在的难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显示,现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存在种种不足,主要体现在:1.资本质量不高,难以吸收损失。一些国家允许将各种创新资本工具纳入一级资本,但这些工具相当一部分是债务资本工具,其只能在特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吸收损失,因此使得银行名义资本充足率虽然很高但实际对损失的吸收能力弱;并且各国在资本的划分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统一,导致透明度差,资本充足率不存在可比性。2.风险的识别和计量技术存在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于风险价值(VaR)方法低估了极端尾部事件的影响,现有的基于10天持有期、99%单尾置信区间的稳健性标准计算的VaR值无法充分反映金融市场处于压力条件下的市场风险,并忽略了交易账户不同头寸的流动性差异,无法计量较长时期内金融工具单日大幅损失和累积的价格变化;现有的加权风险资产计算公式(即,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分母项)是以单因子模型为基础,这一方法忽略了行业集中度、区域集中度以及采用类似抵押品导致的间接集中等原因引起的信用风险集中度;此次的危机中,信用违约互换这类金融产品使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相关性增加,而在原来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框架下,二者所需的监管资本只是简单加总,忽略了二者的相关性引发的交叉风险。3.未考虑系统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现有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只考虑了银行业所产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充足率,而对于系统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缺乏认识,从而造成对这类风险的认识不足,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4.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较低,不足以抵御损失。尽管对于多大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是最优的(即足以能防范危机的发生同时又保持了银行体系的效率)从来都没有形成共识,但基本的看法是现有的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待提高。BASELⅠ框架下所确定的最低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的确定,其本身就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一是制止拉美债务危机影响下发达国家银行资本金水平不断下降的严重趋势;二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从提高及保持统一资本水平的角度出发,抑制日本商业银行海外业务的迅猛扩张;三是根据欧美国家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实现达到8%这一共同可以接受的目标。5.银行帐户和交易帐户存在不同资本要求,引发了监管套利。 　　针对上述资本充足率标准暴露出来的不足,BASELⅢ(2009)连同其它微观审慎监管(所谓微观审慎监管,指的是侧重于从防范单个银行的破产角度来建立监管规则;与之对应的是宏观审慎监管,则主要指从金融体系整体稳健运行的角度建立监管规则)改革方案主要围绕以下思路展开:1.围绕从分子项和分母项同时进行调整来提高资本充足率;2.由资本充足率这一“单一指标”走向建立包括杠杆率指标、流动性指标、缓冲资本计提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3.通过税收来防范克服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性效应,增加其交易成本,克服金融机构过度的风险行为导致破产时引发的社会成本,即主要包括对过度投资资金的流入流出征税;4.通过会计准则的改变来改革公允会计计价导致的“顺周期”性效应问题;5.通过建立规范的破产重组程序来防范危机的传染;6.建立新的监管法规,构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防火墙。主要包括美国提出的沃尔克规则,试图使美国的银行业重新由混业经营走向分业经营。下表列出了BASELⅢ和其它微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改革框架。 　　 　　一、从BASELⅠ到BASELⅢ: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演进逻辑 　　 　　BASELⅢ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