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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再配置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1-127-03 　　摘 要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对司法权的非合理配置,是造成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不足、法院中立地位弱化的主要根源。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审前司法权配置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弊端,提出通过建立司法令状制度实现对我国刑事审前司法权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审前程序 司法权 配置 司法令状 　　 　　最近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引起了社会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存在的超期羁押以及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问题的关注和热议。以此为序,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权力机关应如何行使职权,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如何确立等问题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的配置已不适应目前刑事司法的发展。刑事审前阶段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刑事诉讼中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审前程序。刑事审前程序,在我国是“指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前的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诸阶段,即所谓的‘大审前程序’”。而审前程序中司法权的配置,是指在审前程序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所享有的职权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与追诉机关的职权处于相对立的关系,前者处于弱势地位,直接受追诉机关职权的影响。因此,审前司法权配置合理与否便构成了公检法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社会公众与司法权威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一、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配置之现状 　　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刑事强制措施担负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其能够有效保证被追诉者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不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和不继续犯罪,然而,若权力运行不当也有可能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相对被追诉人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的处分。如何科学设定并准确运用这些强制性处分一直是法治国家不懈探索的课题。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的配置相当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的。因此,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配置的现状主要就表现为刑事强制措施的运行现状,可归纳为两点: 　　(一)追诉方具有适用强制性处分之决定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侦查阶段的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依法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追诉机关自行决定并加以实施。其中,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其他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有权自行决定上述所有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律虽然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对逮捕的决定权,但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对追诉方决定或实施强制措施的处分行为进行控制的职权。因此,在我国,追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不受追诉机关以外的司法主体的任何制约。 　　(二)法院对侦查权监督与制约之缺失 　　如上所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追诉机关具有采取强制措施的广泛权力,并且不受第三方的制约。法律虽然在提起公诉之后、开庭审判之前设置了庭前审查程序,但是该庭前审查却基本处于流于形式的状态。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虽然有效的避免了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却直接导致了庭前审查功能的弱化:庭前审查程序对追诉方的抑制力度己经不再像先前那么大,符合法定起诉程序的公诉必然会导致开庭审判,提起公诉在程序效力上己经基本上接近“有诉必审”,追诉方在侦查阶段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强制性处分直至进入审判的最后一刻,亦未得到任何的制约。 　　综上所述,在我国追诉机关具有决定实施强制措施、且不受中立的司法机构审查制约的广泛权力,这与正当程序的要求明显相悖,为此,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如何对司法权进行重新配置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 　　二、我国目前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配置存在的弊端 　　(一)审前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平衡被严重破坏 　　目前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司法权配置呈现出向控方“一边倒”式的倾斜。这种倾斜造成控、辩双方在刑事审前阶段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以致于在其后的庭审程序中,即使控、辩双方无论再如何“平等武装”亦无法挽回双方力量上的差距。因此,控、辩双方在“起跑线”上的“武器不对等”,使得控、辩平衡的刑事诉讼对抗模式从《刑事诉讼法》改革后,反而丧失了设置初期盼的目的。 　　(二)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被弱化 　　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基础,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依法作出的裁判是否公正并能为社会所信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不偏不倚,居中裁判的超然性地位。刑事程序性裁判的公正,也要求“对存在于刑事诉讼中的一切程序性争议和重大程序性问题给予不偏不倚而目及时的裁决和判断” 。然而,根据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权的配置现状,人民法院在侦查阶段对追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没有控制的职权,在庭前审查程序中对追诉机关已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