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联盟校长谈2011.docVIP

多位大学校长探讨协同创新：高校须拿出勇气 “协同创新，就是相同或相似的单元之间通过合作，产生相互作用关系和共振放大效益，形成高效有序的创新机制。”不久前，在浙江大学开幕的“2012年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协同创新”的解读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在近两年，“协同创新”一词对于高校而言，显然并不陌生，随着对创新重要意义的逐渐认识，这个词汇便成为众多学校追求的重要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怎么走，却并不向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此次以“面向2020的协同创新道路”为主题的会议上，与会的C9（中国大学9校联盟）大学校长和书记在会上分别阐述了对“协同创新”的理解和认识，希望借此次会议探讨解决的路径。 中国发展的自然趋势 虽然“协同创新”一次被大多数人熟知还是近两年的事，但事实上，围绕着高校创新的探索之路却早已开始。 据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介绍，我国的现代大学初创于19世纪，并在教学和科研上学习欧美体系。但在解放后，中央政府考虑到原有的培养模式难以支撑百废待兴的建设局面，决定学习苏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把院校按工科、农林、师范类等领域加以划分。 “通过调整，国内高校的科研、教学的功能分工更加精细了，但同时也带来条块分割的一些问题，使得教育功能专门化，同时也削弱了大学的文化教育功能。”张杰说，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合并促进了综合性大学的建设，但目前的科研体系与大学体系依然存在前30年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 “最重要的依然是条块分割的问题，不同的科研部门，尤其是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更多关注本领域的需求；一些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了技术壁垒的出现，给科研创新造成很多困难。同时，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大学间在功能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定位重叠、混乱的问题。”张杰说，在一个大科学时代，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协同创新是中国发展的自然趋势使然，也是历史赋予的重任。 对于“协同创新”的重要性，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也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他表示，目前国内高校的创新活动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科研自主自立相比，有着很大不同，前者是围绕一个特定的课题，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动力。但如今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不同领域。“今天的大学创新不能完全复制当年的自主创新模式，这就呼唤着协同创新模式的出现。但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当前的新模式，却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解决和重视的。”郑南宁说。 协同创新须高校拿出勇气 事实上，自协同创新的概念提出至今，机制体制的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此次会议上也不例外。 在发言中，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协同创新首先就是要准确把握体制机制改革这个核心要求，而突破制约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是此次改革的一大重点。 “高校要真正开展协同创新，就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推进涉及多方面的协同性的综合改革。”在杜玉波看来，这些改革包括组织管理、人事制度、人才培养、人员考评、科研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国际合作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同时还要勇于突破高校内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同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 这样的改革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志文看来，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高校是否有勇气为协同创新造就一套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 朱志文表示，协同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组合，而是要求系统内各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从而集成大大超越原有功能总和的新功能。但要发挥这种功效，就必须提供全新的组织形态结构，尤其是有利的体制机制来做保证。 “如果说协同创新中心是以重大攻关项目相结合，以协同为基础的创新平台，那么按照协同创新要求，就必须使这样的平台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能保证实质性协同的特区平台。”朱志文说，这套体系首先要确保协同创新中心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同时还要保证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从而淡化各主体彼此间原有单位，使中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谋划和运作；另外，该体系要保证资源投入的共享，构建运行高效、权责利一致的资源配置管理体系，并建立一套独立的、强有力的导向作用评价体系。“这样的制度模式或许并不好建立，但要实现目标，我们必须就此作出努力。” 不应忘记人才培养 一提到协同创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科研，便是成果转化。但对于高校而言，有一项使命是必须贯穿到任何一项工作之中的，协同创新也不能例外，这就是育人。 “一所大学的首要工作便是育人，协同创新计划不仅仅是搞科研，更要追求对未来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外同行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发言中，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介绍说，目前，仅在美国大学中，每年就有900位教授、1500位研究生和300名本科生参与企校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在日本，一些大学的网络医学创新基地，是对博士生的优秀研究计划给予经费支持，而一些学校的脑信息中心则允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