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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魅影”下规避与应对 　　从2010年10月CPI飙升4.4％，创下近25个月来的新高以来，截止到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达到历史最高点。蛰伏了4年之久的“通胀”一词再一次进入我们生活中间的各个域。 　　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扬，农产品价格几经浮动；中国央行业已经连续3次加息、6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以缓解高物价的压力。 　　其实不仅是国内，通胀的气息早已布满全球。新兴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后的首度加息就是为抑制通胀苗头而来，通胀输出国美国，目前其国内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在闻“胀”色变的今天，各国都在积极地“抗通胀”。但与200Y年以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货膨胀相比，造成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推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在通胀下，国内的资本、产业应该应对?中国经济政策将又何去何从? 　　在7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陈剑所长主持的“通胀治策”论坛上，《环球财经》编委们与其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一道，对新一轮的通胀成因及应对之策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粮食与通胀 　　 　　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当前CPI涨幅中70％以上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引起，因此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农产品的基本供给，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粮食价格是食品价格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关联着其他产业和决策的变动，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海峰(《环球财经》副社长)：解决通胀问题不能仅靠货币政策调整，而应该综合运用金融货币和财政税收等多种经济杠杆。单从粮价上说，平抑物价和保证粮价的合理区间，中央一直都是很重视的。 　　改革开放{9丁，就有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粮价提高40％。现在，国家财政为平抑粮价投入了很大财力。比如粮食的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实际上是变相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只不过农民收入不是从粮食涨价中获得，而是相当一部分通过补贴，变相的提高了收益。 　　除此之外，中国的粮食总量是基本平衡，在个别品种上略有量余缺。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提出一个概念：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其中之一就是用从各行各业缴纳的税款对农业补贴来实现。在进出口层面，之前农产品的出口税收上实行减免税以及大额的出口退税，现在对出口退税进行的是削减或者是取消。这些都是基于保证粮价平衡而制定的政策。 　　至于美国对中国农业补贴提出质疑，我认为不是我们自己的粮价和粮食储备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了出口创汇，给了农产品出口过多的鼓励政策。在我国外汇短缺时期，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我国外汇储备这么高，这项政策就应该加以调整，实际上国家也正在这样做。关于这个问题，《环球财经》8月号将刊登潘亮的一篇文章，对此事讲得比较透，欢迎大家读一下。 　　梅新育(《环球财经》编委、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如果从减少对劳动力供给，迫使外资企业改善工人待遇这个方面说，提高粮食收购的价格是个很好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但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粮价上涨太陕或者幅度太大会不会给社会安定因素带来冲击呢?从今年大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和粮价上涨的关系上看，必须考虑政治影响的因素。 　　白益民(《环球财经》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我曾在日本一个商社工作了12年，主要从事有关粮食的国际贸易。关于粮食涨价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把粮食价格慢慢地涨上来。这样可以增加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可以吸收大量的资本进入农村地区，带动工业品的消费，加快城镇化建设。除此之外，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海外资源的涨价。虽然现在的情况是资源价格已经到了一个高位，通过提高粮价达到对资源的制衡，作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需要确定一个事实，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应该保证劳动力价格是逐步上升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在发展经济时，同期粮食价格也在成倍的增长，甚至以高于国际市场10倍的价格保证国内粮食价格来维稳它主粮的地位。 　　除此之外，由于粮食不易保存的特性，会造成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大波动。我们应该重视和控制粮食的进出口贸易，避免国际上的粮食回流冲击国内市场。 　　张捷(《环球财经》编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实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现卖情况，中国70揪民，这也意味着一旦粮食价格上涨，受益的是大多数人。虽然粮价上涨也会带动农资价格的上涨中间渠道的盈利，但是粮食涨价肯定首先是农民最先得到实惠。 　　更关键的是，中国粮食涨价会带动周边国家的粮食涨价。粮食的成本决定了劳动力的最低成本，中国粮食涨价所带动的工资上涨会让周边国家同步上涨，这样外国的加工订单是无法转移的，西方国家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加工费用，这些费用增加了外贸出口的收入，也使得世界性通胀回输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