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本源与我国应然之探.doc

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本源与我国应然之探 摘要：对于私人反垄断执行，美国《反托拉斯法》所规定的三倍赔偿制度功不可没，为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确定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制度中，也应确定这种民事惩罚性的机制，才能使消费者反垄断诉讼得到很好的运行。但在私人反垄断践行最好的美国，消费者个人是被排除在私人执行之外的，按照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规定，消费者个人并不能获得三倍赔偿的诉讼激励。美国《反托拉斯法》所规定的三倍赔偿机制系基于其责任体系仅有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没有处于刑事和民事责任之间的行政处罚责任，民事责任的三倍赔偿机制实际起到了落实“应刑罚性”和刑罚“最后手段性”的威慑与嚇阻重任。而在反垄断法责任中存在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国家，行政责任中的行政处罚责任完全担当了刑事威慑和遏制的补充责任，为避免过度制裁和重复制裁而普遍都没有设置三倍的民事赔偿责任。消费者反垄断诉讼必须以维持市场秩序为本，对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高热情和高厚望必须回归到理性和现实，在具体制度的设置时也应有所体现。 关键词：反垄断诉讼；私人；消费者；消费者利益；消费者个人权利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5.12 市场秩序遭到扭曲时必须予以矫正，在仅依赖公共机构以行政手段把持矫正而未能交出比较满意的答卷后,人们便把希望投向了私人反垄断诉讼,并对消费者的反垄断诉讼寄予了极高的热情与厚望,美国反垄断诉讼的三倍赔偿制度更是被视为法宝,并纷纷建言在本国的反垄断诉讼中也应确立三倍赔偿制度。但私人反垄断诉讼不等于就是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美国反垄断的三倍赔偿也有其特定缘由，消费者反垄断诉讼必须围绕着维持市场秩序而进行，加之反垄断司法执行因其机构性质存在着天然的缺憾［1］ ，不仅不能对消费者反垄断诉讼期许过高，对反垄断诉讼的厚望也应回归理性。不论中外，惩治垄断的主力仍是反垄断执法机关，反垄断的司法执行仅起补强与弥补而已。但在惩治垄断的体系中，反垄断司法执行亦不可或缺。 我国《反垄断法》也把对消费者的保护列为其立法目的之一，虽然从反垄断法的本质及我国《反垄断法》所阐明的立法宗旨看，对消费者的保护乃是对消费者福祉的保护，但基于对垄断的深恶痛绝而反垄断执法机关却功绩不显的现实，民众越发寄惩治希望于其自身而抛开《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但是，民众可以自我陶醉或臆想，而法律则不可以不理智。虽然域外的法律不可以照搬，但是法律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机制，除去其个性之外必有共性。个性与共性的同时存在便成为比较研究的最好基础。参见：杨雪飞.纯粹经济损失之赔偿与控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12. 王泽鉴先生曾指出:“侵权行为法是一个适于作比较法研究的法律领域。”对于反垄断领域而言，英国自1623年的《垄断法》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反垄断法也有一百年多历史；德国和日本的反垄断法也是年过半百，而我国的反垄断法刚刚蹒跚起步，更是不得不做比较研究。 一、英美国家消费者反垄断诉讼探赜（一）发展历程：长时间的否定到不完全的开放状态 在英国最初的《1948年垄断与限制行为调查管制法》的规定中，没有关于谁人可以参与诉讼的规定，只有独占及限制行为调查委员会才有调查处理权力。 《1973年公平交易法》第93（2）条中规定，当存在违反命令或承诺的行为时，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1976年限制行为法》第35（2）条规定，未登记的协议是无效的，不可执行，任何因未登记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人可以违反法定义务为理由提起诉讼。《1976年转售价格法》第25（3）条规定，因集体或单个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任何人，可以违反法定义务为理由提起私人法律诉讼。但在1996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的kent holdings v. general utilities plc案中，knox法官认为，该法中的“任何人”应做限制性解释，仅指“政府机构或其官员”。参见： karen yeung .privatizing competition regulation［j］.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8,(18):607-608. 转引自:王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75. 法院的这种限制性解释实际上导致了按照《1973年公平交易法》第93（2）条的规定，消费者不能提起反垄断私人诉讼。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1976年限制行为法》第35（2）条和《1976年转售价格法》第25（3）条规定中，导致从其生效之日起，私人消费者再没有在英国的法院提起过相关的诉讼。而从《1998年竞争法》的规定看，其没有明确规定私人执行的一般条款，法令是否授予遭受损害的私人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