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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走向对话”翻译模式及其实践启示 　　[摘要]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原有的翻译理念产生了质疑。解构主义主张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从而破除了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原作独白式话语。本文简要分析了解构主义影响下的“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理念及其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解构主义;独白;对话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81-03 　　 　　一、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一般认为解构主义运动始于德里达、福柯和德#8226;曼。解构主义是对结构消解式的批评,是一种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的怀疑主义思想,它以解释学作为哲学基础,以拆散结构、否定本质为特征。解构主义从结构内部寻找缺口,发现不合逻辑的因素,找出其不合理性,从而打破它的封闭性,让它朝着一切可能性开放,并使外部因素与其内部因素达到自由结合。在这种思潮的有力冲击下,原来一切被结构排斥在外的若干要素都进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而形成了多元、多向度的翻译研究局面。例如,以功能理论为依据的目的论派(skopos theory school),从翻译过程的行为、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三个方面考察翻译活动,指出仅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翻译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译者是根据翻译的赞助人要求、译文读者的情况等从原作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的。而文化建构派则是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翻译活动,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在不同文化之间文化互动的关系与规律。这在目前后殖民和冷战时期尤为重要,因为民族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关系下面掩盖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平等关系。在翻译研究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同样也会把翻译活动置于真空中进行。操控学派的翻译研究着重破除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把翻译研究视作纯净的语言规律的转换,并把作者与译者都看成价值中立的幻梦,揭示出他们潜意识中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留下的深刻印迹,而这些印迹无时无刻不左右与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并表现在他们的显意识中,从而使他们的价值判断也打上了相同的烙印。 　　 　　二、“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理念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把语言研究看作是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的镜像工具,这使得作者获得了绝对的权利。英美新批评派的领袖人物约翰#8226;兰色姆(1888～1974)在他的“本体论”批评中指出,要排除的主要是从个人的感受,从作品与背景、与作者的联系,从道德的角度以及其他非内在研究的角度所进行的批评。他主张把作品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加以研究。在兰色姆看来,本体就是诗的根本的、实质性的东西,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兰色姆还认为诗的本体性来自它可以完美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他在《征求本体论批评家》一书的中写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世界是我们这一世界简化的、经过删削的、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在阅读中,人们努力寻找作者的原意,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谁就获得了成功,这时原作者对他的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任何读者的看法与作者不一致时,只要作者站出来否认,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变得哑口无言。这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独白话语,读者、译者都是被动的接受者。由于人们对语言的关注而发现语言并非具有透明性和确定性,作者所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作品的意义与作者意图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作者想要表达某种意图,而作品却体现了另一种含义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是基于这一点,英美新批评派把这种追求作者原意的做法称之为“意图的迷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他们开始关注文本本身,并把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体,让人们注意文本的结构肌理、层次性与语言的多义性,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向心式细读就能发现文本的潜在含义。这一点对翻译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翻译实践指导很具体,也有可操作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批评模式在切断与作者联系的同时,也切断了与读者的联系,把文本看成了独立自主的封闭系统。这样翻译和阅读又从作者的独白话语变成了文本的独白话语。我们知道文学活动应由三个要素构成,即“作者―文本―读者”。没有读者的审美参与,作品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读者在文学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读者的作用在早期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得到了过分强调,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决定者,这种否定文本本身也存在意义的看法必然会导致强调个人印象的主观意义和意义的相对主义,使意义成为一种因人而异的东西。也就是说,由文本的独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