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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人影像与文化多重思辨 　　[摘 要] 电影《麦田》“仿写”人物在战争中被扭曲的“行动”,直逼历史文化中劣根性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影像叙事思辨,并在导演精神立场与价值信仰的“询唤”下,给观众以一种现代人文思想的启迪。该片在当下电影创作者普遍性的精神立场后撤乃至丧失而导致意义缺失的“泛娱乐化”影像泡沫充斥影坛的背景下,其体现出来的影像视角的独特美学意识和带给大众的人文启蒙价值尤显可贵。 　　[关键词] 行动“摹仿”;文化反思;“询唤”启蒙;精神信仰 　　 　　毋庸讳言,好说历史是当代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取材倾向。但坦率地说,绝大多数涉古的作品,都以一种“戏说”的姿态,贯以“后现代”艺术侧重解构的美学特征,在导演不无凌空蹈虚,甚至不乏荒诞无稽的历史情景想象中,让我们轻飘地远离了历史的厚重,更无从奢望获得“读史使人明智”的人文熏陶。因为,身处这样一种“泛娱乐化”的历史影像叙事潮流之中,所以,笔者也是抱着你“戏说”我“戏看”的观影态度,去看《麦田》的。《麦田》叙述的是秦灭赵的“长平之战”,司马迁《史记》对之记载,虽只是寥寥数语,但残酷血腥却扑面而来:“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①用影像来记录历史上这场以残忍著称的战争,原本笔者想恐怕又不免会是一场又一场冷兵器时代刀光剑影、血肉模糊的厮杀,但是,真的出乎意料!大凡上乘的艺术佳构,总是另辟蹊径,于精妙的艺术构思之间蕴涵深刻的人文思想内涵。何平《麦田》的影像叙事,只是把战争推远至整个故事展开的背景,而全片选取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辄与暇两个秦军逃兵误被赵国潞邑城独守空门的女人们当作赵国受伤士兵相救说起,一方是想瞒天过海、逃之夭夭,另一方则挂念奔赴疆场的男人,刨根究底,影片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煞是好看。 　　纵观全片,导演之所以要选择一种独特的叙事角度,完全是因为他的兴趣并不在于表现战争本身,而是想要传达自己对战争以外涉及文化与人性更深层次问题的一种全新思考。笔者以为,《麦田》的深刻之处也正在这里,它跳脱出了就战争写战争的窠臼,不再如近年来诸多的所谓“大片”那样,沉溺于暴力美学的影像书写,而是以一种更加宏阔与深邃的文化视野来揭示战争的实质,或者说,借助在战争这一人类悲剧中人性的扭曲,来反思我们文化的痼疾与劣根性所在,由此赋予影片对传统文化反思与现代性人文价值询唤所产生的思想意义,是超越影像书写战争本身的,对其读解可要之言二。 　　历史文化在人的“行动”中被反思 　　从影像叙事的人物、情节角度来看,看电影相当程度上就等同于看“戏”,而戏剧则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它是对人行动的“摹仿”,人之所以行动是受其内心欲望支配的,人欲望的滋生又离不开文化的规约,或者说,特定的文化直接就是制造特定欲望的温床。正是在人的行动、欲望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如此复杂而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好的艺术作品总能够通过对人物行动的仿写,来揭示诸多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文化的深刻思辨,并借此赋予艺术一种人类思想的力量。我们在影片《麦田》中,就领略到了艺术作品通过对人物行动、欲望的“摹仿”,而企及对文化进行犀利批判与深刻反思的魅力。 　　首先,导演从人的灵魂深处去挖掘专制的奴性文化驯化下的“臣民”,其内心的一种被扭曲被异化的欲望心理。片中有一处辄与暇的对话很有意思,暇在惶恐中不忘对自己美好前景的畅想,对辄说:“我要过公侯的生活,要把潞邑城老的难看的女人全杀了,把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人留下来,做我的女人,做我们俩的女人。”多么熟悉的欲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土谷寺的一番“革命畅想”,不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要谁就是谁!”中国的历史就在这样一种要做“人上人”的野心和私欲笼罩下,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血腥与屠杀的无边黑夜中。从一个身为“奴隶”而不自知的底层渺小人物的内心欲望里,我们不难明鉴先天缺失生命平等、个人尊严的一种皇权思想,是怎样的让我们的文化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电影叙述的是秦国人一夜之间坑杀了40万赵国人,反过来说,如果是赵国人屠灭了40万秦国人,历史的悲哀与轮回还不是一样?或许正是以这样一种超越国别的狭隘与局限,以人类普世性的文化视野来观照历史,《麦田》的导演用近乎夸张荒诞的镜像语言,呈现给观众一幅又一幅颇具戏剧色彩却又耐人寻味的影像情景。当赵国潞邑城的女人们听信两个秦军逃兵的谎言,真的以为是赵国打败了秦国、杀了40万秦军士兵以后,喜不自禁,扛着两个男人上街庆贺,女人们围在一起,喋喋不休地说:“让血把河水都染红,把砍下来的头颅垒起高台,让15岁的娃娃兵回到秦国,告诉秦国人赵国厉害、最厉害!”这疯狂的一幕,似乎让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中国历史深处最悲痛的回声,正是皇权思想驯化出了一个个赵国人或者秦国人,他(她)们势不两立,各自身为各自君主的奴隶和工具,沉迷其中而不自知,更为可悲的是,乐在其中而互相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