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大片中“人海战术”与“反智现象”.docVIP

华语大片中“人海战术”与“反智现象” 　　自《卧虎藏龙》刺激起《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系列影片以来，“高票房”与“恶评如潮”的大片消费成为当前文化娱乐的一大特征。李安在无意中调制成功的“大片配方”宛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不仅吞噬了张艺谋、陈凯歌等具有艺术风格与追求的艺术片导演，就连深谙商业电影操作的所谓“市民导演”冯小刚，一旦踏入制作华语大片的怪圈后，也同样一筹莫展，失去了往昔的市民狡黠。即便如此，在票房高回报、消费热点的吸引下，成功进入好莱坞电影群落的吴宇森仍然执导《赤壁》，把大片从武侠片推进古代战争片，“人海战术”在“阵地战”、“阵法战”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再次刷新了电影制作投入的资金，也制造了票房的新奇迹。 　　在《赤壁》中，人海战术的“规模效应”显然严重束缚了编导的想象，观众的视神经被刺激得???木，听觉却表现得异常敏感，三国时人的“现代腔”、“文艺腔”遭到观众的“笑场”。《赤壁》的谋篇布局还是依照李安的华语大片配方进行，观众只能麻木地面对因大资金的充沛而产生出的人数众多、场面恢宏、建筑宽阔、电脑特技等大片的“大规模”，这种贪图“大”的大片审美反而刺激了一种非审美的现实心理。 　　在数量上，体现华语大片之“大”有多层面的意义，如参与拍摄的人数、人工布景、自然美景以及泛滥的电脑特效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指投入的海量资金。似乎可以这样说，几位导演的大片竞争主要集中在投入资金的数量上。说起来，历来各类艺术试图以数量取胜的创作都呈现出极为相似的审美特征，如机械性、整齐性和可复制性，华语大片也是概莫能外。所谓机械性，就是指个体单元在组建过程中展示出明显而单调的规律；整齐性则是说个体单位在外在动作的规整、一致，由此产生大同小异的视觉愉悦感；可复制性是指缺乏个体特征的单位元素能够无限制地被拷贝、扩展。具体到华语大片，这种“创作配方”从李安开始就具有较固定的组合规律，这即是机械性，而且每一部华语大片都在利用“人海”的集体行为、动作造成视觉的愉悦。 　　由此，华语大片在短时间内能够被不同导演不断重复而出现似曾相识的面貌。这种风格的可复制性意味着影像个体单位的“无个性”，表演者只是贡献一种以数字面貌出现的肉身道具，如《赤壁》、《见龙卸甲》中那些排成长队追随刘备的平民百姓，被战马践踏以及多次展示阵法操练的士兵们，《夜宴》簇拥着厉帝与婉后却又彻底沉默的大臣们，《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铺满皇宫的美丽的菊花和如蝼蚁般相残的士兵们，等等：如此单调的个体转瞬即逝，无数次的生命悲剧制造了观众感官的阵阵麻木，个体生命为宏大的视觉感而被无情地抛弃。 　　从某种程度上说，投资于华语大片的巨额资金不仅没有给导演们提供展示艺术个性的空间，相反，产生出更大的束缚力量，遵循资金运作逻辑的巨额资金阉割了导演的创造力。投资回报的资金力量在以数量竞争、规模取胜的大片暗中涌动奔突，就像一头眼盲却又脾气暴躁、一味逞威的笨象，缺乏抽身返观的智慧。大片这种“呆板无趣”的笨象做法，只不过引起了观众诸如“卖菊花的肯定大发”、“导演的钱真多”等等现实感喟。 　　华语大片“配方”的另一个必备内容是中国的古装形象，把历史视觉化。当现代时尚的海外美术指导以及世界著名的日本服饰设计师们用似是而非的流行古装“包装”中国后，“中国”就是在中国人的眼睛里也变得陌生起来。仔细想想，“古装”中国的确是“一箭三雕”：首先，这是西方权力话语中的中国形象，满足西方观众失真的猎奇心理；其次，这也是亚洲华语文化圈的形象，满足了他们偶然回顾已然朦胧的文化记忆的心理需求。当然，“古装中国”的“一箭双雕”归根到底还是“为票房谋”。这在东亚、东南亚电影票房市场较明显。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强力辐射，亚洲各国均十分熟悉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甚至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渗入到本民族文化血脉，重提这些文化经典，能在广泛的观众市场中顿生温馨之感的怀旧。因此近年来，大陆、香港、日本、韩国等出现了大量表现中国古代形象、演绎中国文化经典的影片，四大名著被不同国家地区以各种方式翻拍，尤其出现大量的境外合拍片，如“三国题材热”（《赤壁》、《见龙卸甲》）、“西游热”（日本翻拍《西游记》、美国拍摄《功夫之王》等等）、“红楼热”（只在香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电影版本）。这种“合拍热”，一方面表现了当西方因经济占优而牢牢霸占了文化传播的中心时，相对弱势的其他国家地区只能超越政治、地域的限制，以文化共同圈的方式形成族群身份，应对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抱团取暖”，积极展开文化合作、拍摄电影，是当前全球文化传播的新形势。但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与地区借助颇具地缘、亲缘相似的文化传统，也是为了吸引他国与地区的观众眼球，争先占有对共有文化资源的发言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因此，说到底，不同国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