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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领域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民个人自由与私生活自主权日益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家庭生活权与公权力干预的关系，成为婚姻家庭法立法及司法的根本性问题。而民间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的讨论，主要也是围绕这个问题。 　　 　　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法中的扩张 　　 　　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都是在个人自由这一核心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与财产法相比，婚姻家庭法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并担负着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和社会、国家利益的重任，个人自由的空间历来并不宽松。但就婚姻家庭法自身而言，在从古代的家族本位向近现代的个人本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个人???值和个人自由仍然呈现出渐趋彰显的清晰态势。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家族依附和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大大降低，“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近代婚姻家庭法以个人本位的婚姻契约观为基础进行构建，强调人格独立，宣扬人格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当事人决定和管理自己家庭生活事务的自由。最主要的表现是双方当事人依合意缔结婚姻的自由，在一些国家也包括选择夫妻财产制、在法定情形下离婚等自由。同时，国家为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在婚姻家庭领域始终持积极干预态度，以法律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全面规范，个人自由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过程中，婚姻家庭法体现出与财产法背离的趋势。在财产法领域，为适应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不得不一改以往的放任态度，对个人自由施加诸多限制；而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对人性和个人意思的尊重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自由的范围和程度继续扩展，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充分地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事务。一方面，法律放松了对结婚与离婚的限制，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更加自由。在婚姻的缔结上，古代或近代的婚姻家庭法中婚姻障碍繁多，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家族利益、人伦秩序和阶级统治。现代立法确立个人结婚之自由，且大多数国家仅基于社会福祉之考虑，规定了重婚、近亲和疾病等少数婚姻障碍情形。在婚姻的解除上，近代婚姻家庭法普遍以一方当事人具有法定过错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条件，且仅无过错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现代婚姻家庭法扩大了离婚法定理由的范围，将一些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理由，如生理缺陷、重大不治之症等纳入其中，且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诉权。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更加受到尊重，许多国家先后采纳了破裂主义离婚标准，只要“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即可离婚。另一方面，现代婚姻家庭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双方当事人不仅可以基于自由意愿，对关系存续期间的婚姻住所、家庭姓氏、夫妻财产制等予以选择，而且在离婚时，也可以对离婚程序，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离婚后的救济等事项做出自主安排。 　　中国自古有“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家庭关系之中的事情比较少，而是委诸家长对家庭内部事务进行管理。但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自治或对家庭的尊重其实是扭曲的，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及女性与儿童权益福祉为代价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集中体现为长尊幼卑和男尊女卑的家族主义精神。这种固有的法律体系在与近代西方法律遭遇后，转而解体并开始进行对西方法律的移植，即形式上从诸法合体向法律部门分类转型，内容上从尊卑、性别等差异向人格平等转型，从家族权利本位向个人权利本位转型。 　　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扩张，除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浸润的原因之外，也与家庭生活中的私密性特征和情感因素有关。家庭本质上是私生活领域，其中很多事务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不希望国家干预，国家也不宜干预。家庭生活的本质是基于爱情与亲情的“圆满共同生活”，维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基石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而非法律规范的强制力，个人自由可以弥补法律在规范建构家庭生活方面的局限性。此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发展，家庭对个人掌控力的衰退，以及妇女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等，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彰显。 　　个人自由的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决定权”，即自己的私事由自己自由决定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自己决定权”，乃是因为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利益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 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律对家庭事务的干涉就有可能侵犯家庭的私权。 　　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还出于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并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而在民主的基础上，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