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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儿童文学批评难度 　　商业语境无法逃避 　　很多人意识到当代儿童文学的语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语境的变化甚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撼动着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价值评判体系，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面貌和未来命运。近年来，围绕儿童文学的商业文化语境所展开的学术批评与论辩构成了儿童文学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话语交锋之一。 　　童书出版界早已不再对“畅销”一词遮遮掩掩。但是，畅销的作品是否就是好作品？王泉根、郑重、刘绪源、小文等人在杨红樱为代表的“商业童书”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应该说，对于杨红樱作品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针对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交锋，它也是一场关于特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标准、价值评判体系的争鸣。究竟出版数据与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或者一定的关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牵涉到诸如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性质、特定的文学接受对象以及有别于成人文学的创作-接受关系等一系列儿童文学理论界尚未厘清的复杂问题。 　　但学术上的论辩本身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很多时候，这场看上去十分激烈的理论争鸣，恰恰在最为关键的理论点上未能形成有效的交锋。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上述语境下对童书“文学性”的判断与评价。 　　然而正是在“文学性”上，双方所摆出的论据似乎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贴近文本”的分析，或许正是今天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儿童文学批评所亟需发展的一种批评方式。这是这场争论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争论过程中，有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许多看法和想法慢慢积淀了下来，也对儿童文学批评自身的面貌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宏阔话题与具体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直缺乏属于自己的纯粹、专业的学术园地。这导致了许多批评文字往往散落在各类相关报纸或期刊的版面中，继而形成了儿童文学研究在总体上的散点式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以集群方式出现的学术探讨，总是容易引起特别的关注。 　　《中国儿童文学》杂志在2008年??2期和第3期的“海上论坛”栏目中，分别以“儿童小说缺少什么”和“童话的现状和童话的希望”为题，邀请了几位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就中国当代儿童小说与童话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在有关儿童小说的讨论中，参与者们就当代儿童小说的创作语境、创作个性、多元生态、人文高度、童心童趣、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市场效应等多个话题展开了具体的探讨。不过总体上看，这两次“论坛”以及随后发表在第4期同一栏目的另一篇“年轻作家谈儿童文学”的讨论文章，其学术上的涵量都是有限的。它们的意义恐怕更多地在于记录来自创作领域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小结。 　　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期待诸如“儿童小说缺少什么”这样话题宏大的理论批评。我的意思是说，与其把容量如此大的话题放在几页的篇幅里，更好的办法或许是从具体的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出发，在具体的分析中对“缺少什么”的问题给出某个方面的答案。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来看，它的当代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各类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尤其是近10年来，对于特定作家、作品的深入、细致、富于理论思辨色彩的批评研究达到了空前壮观的程度。许多新的儿童文学理论的阐发与示范，都是在贴近作品的文本分析中完成的；而有关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历史变革、审美范畴、文体特质等方面的论述，也大多被融入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目前英美几种主要的儿童文学学术刊物，如美国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狮子与独角兽》、英美有关机构联合主办的《教育中的儿童文学》等，都体现出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对于扎实的文本分析的看重。这种批评方式的特点在于，从理论的视角切入文本，最后达到理论与文本之间的相互证明，亦即以理论照亮文本丰富的内在世界，同时也以文本证明理论分析的适切性及其独特魅力。这种论证最后的旨归常常不是单方面的，它既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剖析，同时也是关于理论的一种展示。这似乎是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在向成人文学领域借取理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批评方式。很难说它就是最适合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来说，这种将理论与文本贴切结合、进而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的批评方式，正是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所亟需加强的。 　　近年来，针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评论文字有所增加，但其中大部分是印象式的评点文字或感悟式的新作评论，很少见到理论质地坚实、饱满的作家作品研究文章。因此，当我们读到像陈恩黎的《论儿童文学的三种文本策略》（《中国儿童文化》2007年总第3辑）、吴其南的《天籁之音――林焕彰儿童诗的音乐形式》（《中国儿童文学》2008年第3期）、班马的《韦伶的幽――少女散文中的原生性神秘感和雌性文化气息》（《中国儿童文化》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