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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诉求研究 　　摘 要: 在实践中,公民参与教育政策制定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公民缺席教育政策活动成为影响教育政策有效性、合法性和公平性的重要制约因素,公民参与不足和参与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已经导致教育政策若干问题。同时,公民参与教育政策制定也是现实的,时代在呼唤更广泛的公民参与。 　　关键词: 教育政策 公民参与 教育公平 　　 　　一、公民参与教育政策制定不足导致的问题 　　公民参与教育政策制定不足,在现实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 　　1.教育政策的公平、公正大大折扣。 　　政策是一种利益分配的活动,因此它的制定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相关利益者,尤其是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各种情况,才能保证政策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在现实中,我国公共教育政策作为一种行政活动,一直是政府主导的一项活动,公民作为政策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却较少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监督,这不仅是对于他们的公民权利的漠视,而且使得很多公共教育政策经常处于失真或缺位的状态,很多教育改革难以收到实效。如2006年,教育部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除重庆等少数地区,代课教师的不少优秀代表并没有被转为公办教师。他们有的被以微薄的清退费打发走,有的依旧以“临时工”身份坚守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一个简单的清退政策,就使得近50万的代课教师离开了执教多年的讲台,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代课教师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在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中公民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视,然而公民参与无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还处于较低级的水平。公民参与的路径必须拓展和制度化,公民参与的实效必须得到提高,这就需要有意识地提升公共教育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2.教育政策难以落实。 　　政策执行,是政策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只有政策落实到位,才能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一项政策,能否落实,可以说是衡量政策好坏的唯一标准。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很多政策难以落实,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包括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的指向者――普通公众。作为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执行者,如果与政策制定者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差别,那么执行者对于上级政策往往以自己的利益损益值作为对策参数,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受损越多,越不乐于执行,乃至抵制、变换。而这往往是导致政策失真,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根源。普通公众参与教育政策制定不足,与政策发生较大的利益分歧,会使得公众对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产生逆反心理,会给政策的执行带来更大的负面舆论影响。如我国的择校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择校的主体不少是地方上的权力拥有者――地方各级官员,是他们将择校这种本来是教育民主化诉求的合理行为扭曲了,禁止择校,无疑是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害,因此他们自然不会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政策。再如我国的新课程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很多教师并不能接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课程政策中规定的如综合课的设置等,一方面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实际教学能力,使他们在教学中存在很多困难。 　　3.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危机。 　　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危机,是教育政策中精英决策和自上而下模式的一个结果,它是指教育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公共利益诉求、合乎国家法律法规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这主要是源于教育政策中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自由裁量权在传统行政学里面被认为是较少存在的,因为那时的“行政法的传统模式将行政机关设想为一个纯粹的传送带,职责是在特定案件中执行立法指令”,然而当前由于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等目标在现实中的不确定性,探寻公共利益的过程本质上就意味着行政机构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不能被简单地假设为立法指令的“传送带”。这样一种事态,使得制定出的教育政策到底代表了哪一类的利益诉求很难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因此必须让“社会中存在不同个体和团体的独特利益代表”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协商解决利益冲突,这样才能够化解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在现实中,公民参与教育政策制定是不足的,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核心利益相关者缺席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参与的途径不通畅、参与者意见的漠视,使得很多具体教育政策的出台都饱受公众的“指责和批评”,民众往往对这些政策的合法性抱有强烈的争辩态度。 　　二、教育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现实需求 　　1.社会结构变革和政府、事业单位改革的客观要求。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我国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从原来的混杂状态开始走向相互剥离、分化,并且逐渐催生出了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