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戏曲现代戏农村视阈.docVIP

新世纪戏曲现代戏农村视阈 　　 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但是，在一大批农村题材戏曲现代戏涌现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农村题材的戏剧创作水平亟待提高，缺少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急功近利，把农村题材戏仅仅看作一个简单的政治任务，甚至像1958年那样‘写忠心、唱忠心、演忠心’”；“创作者艺术观日趋单一，个性匮乏”；期待“农村题材戏剧经典诞生”。①综观新世纪至今的农村题材现代戏的舞台呈现时，除了豫剧《香魂女》、川剧《山杠爷》等少数优秀的、真正复归人的本体、挖掘人的心灵世界、表现人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卡西尔语）的作品以外，大多数作品，或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肯定、道德层面的讴歌上，或爬行于生活的表层，把贴近生活简单理解为再现生活，并在再现的过程中根据政治、道德等非戏剧因素对生活与人进行“过滤”、“净化”、“升华”，从而使本应深厚、鲜活的艺术形象趋于虚假，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仰视：对先进人物基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讴歌难以使生活典型转换为艺术典型 　　 　　对于现代社会中戏剧的使命，谭霈生先生曾有如下的论述：“戏剧以人自身为目的，指的是要超越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之类的短视的功利观，承担起重新塑造人的感觉方式与构成……这一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②因而，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戏剧（包括戏曲）创作者只有以自己独特的生活认知和独有的生命感受，“超越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之类的短视的功利观”，最生动地揭示人的本性特征，才能自豪地说自己的创作已完成了从社会学层面到人学层面的转向，成为戏剧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后人记载的成果。然而，在新世纪以来戏曲现代戏中着力塑造 “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这类作品中，由于作者对现行宣传口号进行简单的认同和图解，对现实生活进行类似于新闻报道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经过精心矫饰的描述，缺乏对生活进行哲理透视，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洞察，忽视了艺术的典型化是由艺术的特定规律所决定的这一原则，简单地以生活典型代替艺术典型，观众看不到作??从人的内在生命、精神世界去思考人、人性、人生，看不到对人物（特别是先进模范人物）心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刻画，没有深入开掘社会变革时期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及其诉求的变化与发展，观众只见台上的先进人物在做什么，却不知或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因而很难产生共鸣，更谈不上给观众以人文精神上的人生启迪了。究其原因，窃以为是由于长期以来戏曲现代戏被过多赋予宣传教育的政治文化任务，在这种宣传教育意识驱使下，创作者本应深入开拓的思想的锋芒被深藏，放弃了自己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审视与把握，抛开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把自己的感性认识费力地塞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框子里去，编织一个平庸的、没有任何棱角的故事和人物，其故事主题不是泛政治化就是泛道德化，甚至在矛盾冲突的编织和取舍上，不惜对现实进行简化、扭曲，对现实矛盾进行想象性的化解，以对外部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代替对生活本质的触摸与感受。 　　如果说戏曲现代戏缺乏戏剧“诗学”神韵的原因之一在于作者陷于以宣传教育为主题的创作困境的话，那么，使其“失韵”的另一原因则是作者一方面在坚持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保险”之余满足于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技巧，对于一些自己认为有可能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或有碍于对正面人物的道德精神的塑造的素材采取了回避策略，如淮剧《十品村官》（剧本刊载于《剧本》2004年第8期）中，主人公在前一场还表述着自己的犹豫：“……不知是走还是留”，切光之后他却立刻开会向村民讲述集资款兑现问题并动员大家养狐狸以达到致富的目的，人物塑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被剧作者省略了，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性内涵让位于对崇高、舍己为人的时代精神品格的歌颂，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这一独特的个体生命被机械地简化为道德符号。另一方面，在认识到题材的单一性、局限性带来的情节的僵化和枯燥之后，剧作家也试图通过一些看似“有趣”的情节设置来改变这一现状，但由于最初的创作仅仅定位在政治属性上，因此，个别情节的“强塞入”一方面由于“杯水车薪”难改本身的缺陷，一方面由于过于急切和刻意，使其在情节的选择上流于“臆造”和“虚假”。如《祥云谷》（长安道情，西安市长安区剧团演出）一剧的主人公在办厂之事未在支委会上通过之后潜入老书记家中偷公章。这一情节的设置令人联想起该作者以前的作品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陕西省商洛地区剧团演出），但是，两个有些相似的情节在本质上却有所不同。县长牛六斤为了帮助贫困农民，在自己老婆乘人之危压低价格买村民的母鸡之后决定把鸡还给村民，又不想引起家庭矛盾，因而偷鸡，情节颇具情趣，也有助于塑造这个人物。“偷公章”则因为有悖于制度法规而令人质疑，同时也有损于主人公的形象，因而并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