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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困惑期选择与思考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已经印行过两次了（1995年10月、1998年5月），我也没想到还会有学界的朋友与社会上爱诗的朋友关心它。前不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科室主任曾巍又正式提出，把它纳入学校“博雅学术文库”再次印行，并体谅我若没有时间作大的修改，作些文字上的修订则可，我也就不好推脱了。真是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与同仁，拙著的再版，寄寓了他们对新诗美好未来的一份希望。 　　我开始新诗研究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知识信念与学术热情暂时受挫，全民下海经商，人人做着发财梦的年代。我的一些朋友，纷纷南下，到海南，奔深圳，豪迈悲壮地告别学术，告别讲台，我却被学校派遣北上，去北京大学进修，作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孙玉石，这样就跟着他作了现代诗歌研究，在一个人们远离诗歌的年代，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就是孙玉石给我定的方向。那个时候，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起步不久，也是一个正好开发的领域，北大的资源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每想到别人去开发财源，自己在故纸堆里开发“知源”，心理并不安静。北上培养的做学问的兴致便压倒了发财的欲望，老老实实坐起了冷板凳。到199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终于修成了正果，很快被我的老同学程继松看中，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拙著在1995年10月出版后，的确是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学术界的师友刘纳、李德尧、李怡、宋剑华等先后发表评论肯定、推介。特别是九叶派诗人、西方现代诗歌研究专家袁可嘉专门撰文，给与了拙著较高的评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在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引用了拙著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风气好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受到普遍关注，1998年拙著得以再版，起到了一点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与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十多年的行进后，又跨入了一个相对冷滞的时期。社会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物欲化的消费时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成为了精致文化消费萧条的典型佐证。追随物质享乐的潮流让我们疏忽了心灵的滋润。??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氛围，延展风骚传世的千古美德，我们多么需要清新爽朗的人文空气，高尚雅致的精神营养。诗歌，永远是现代人类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致文化，人类的生命需要她的滋养。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出现了困惑，这种困惑是文化转型与诗歌变革时期新质的孕育与思考。我们从大量的民间写作与校园诗歌写作中，已经感受到了新的诗潮涌动的青春气息，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到来。这部过去了10多年的诗歌研究著作的再版，希望对喜爱诗歌的年轻朋友们有所裨益。 　　在这部著作再次以新的面孔（换了一个更大气的包装）问世时，我的另一部新诗研究著作《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这10多年来研究现代诗歌的又一部作品，其中融入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线的检讨与未来方向的一些思考。我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作为三千多年中国诗歌的新形态，它行走过的轨迹，是在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诗歌元素的过程中呈现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经验与教训，应该是四点： 　　一是要坚守与发展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诗歌的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核心元素，它是中国文人用文学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思维方式，又是诗人用来传达内在情感与心理的寄托物。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构造功能都具有意象意义，语言本身具有隐喻功能。有的年轻诗人主张抛弃意象，召唤诗歌回到语言本体的主张是不可靠的。当然传统诗歌过多关注意象，意象形成的某些程式化等是可以改造的。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诗学影响了我们现代诗歌意象形态。我们现代诗歌意象比之传统，尽管不成熟，但是在传承中更加开放多元，形成了自身的意象形态特征，中国诗歌的未来形态是离不开诗歌古今意象传统的。这是我在《中国诗歌意象论》中探讨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二是进一步丰富、发展诗歌的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中国现代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主要是自由的诗体对古代格律诗体的替换，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尽管自由体是一种没有固定形体的新诗体，白话语言没有了文言的精致含蓄，但是现代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从根本上适应了复杂丰富的现代生活的表现，顺应了现代人开放自由的心理向度，更能让人们把注意力由形式的局部关注转向整体诗意的建构。同时它们能更便利地容纳与改造多元化的外来文化思潮与诗歌形态。白话诗歌导致的现代诗歌的散文化趋向，也带来了诗歌芜杂、散漫的弊端，这些弊端有待我们在今后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的锻炼中去规避、去改造。 　　三是不可忽视诗歌的现代节奏。诗歌的节奏是诗歌的血脉的流动，是诗歌葆有乐感之美的重要元素。现代诗歌的乐感已经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韵律，它把中国古代诗词主要遵循平仄的韵律规范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