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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检察中公权与私权冲突与协调 　　民事检察中的公权主要有调查权和抗诉权，与之相对应的私权涉及当事人举证和意思自治。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之间的冲突、抗诉权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和抗诉权。必须遵循当事人举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妥善地处理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之间的冲突、抗诉权与当事人意识自治之间的冲突，让他们在矛盾中共存、协调发展，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 　　(一)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之间的冲突 　　一般认为，检察机关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由于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时所拥有的手段和能力远远胜于当事人，而且还明显优于民事审判人员。由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收集证据，远胜于当事人举证。调查权这一公权力客观上帮助了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则显示公平。有违程序公正，诸多负面效应也随之产生。 　　其二，检察机关调查权有破坏民事诉讼主体间平等地位之嫌。民事诉讼是居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法院居中裁判，三者呈等腰三角形结构。一旦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取证，使得一方当事人获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支持，势必在诉讼中居于有利位置，导致双方地位失衡。这有背于民事诉讼的本质。 　　其三，检察机关调查权破坏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与民事诉讼着重解决私人之间纠纷的意旨休戚相关，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有越俎代庖之嫌。 　　(二)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的协调 　　1　限制调查权行使的范围是最好的路径选择。不可否认，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中如果无节制地行使调查权，必然丧失诉讼的公平。损害当事人之间平等的诉讼地位，违背举证的基本规律。但是，我们必须正视，检察机关的调查权确有存在的价值，比如原裁判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因为双方当???人可能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又例如，当事人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未调查收集，导致当事人败诉。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而举证不力，应当得到救济，如果检察机关不施与救济，则有违诉讼的公平。既然检察机关调查权不可能取消，但无节制地行使调查权又弊端多多。限制检察机关调查权行使的范围应是最好的路径选择。 　　对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权。我们必须避免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检察机关无节制地行使调查权。如果我们以“事实求是”之理念，全面、客观、主动地收集调查证据，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必然形成“当事人动动嘴，检察官跑断腿”的不合理诉讼格局。二是检察机关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全面要求当事人举证，拒绝调查取证。 　　2　当事人举证是原则，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是例外。现代民事诉讼强调通过抗辩来确定事实，即双方各自提出自己所拥有或调查所得的证据来证明自己主张、对抗对方的诉讼主张或证据。为了保障抗辩的实现，保证双方当事人信息获得的平等性是关键。“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举证责任的主体，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只是一种补充，是一种救济手段，也是一种职权行为，不能把法院也看作是举证的主体，这一点必须明确。”同样的，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申诉案件中，当事人主张法院裁判错误，就应当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证明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对于民事申诉案件，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应当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即，当事人举证是基本原则。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检察机关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才能依职权调查取证。这是因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具有欺骗性、违法性，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当事人总是千方百计予以隐瞒，在实施行为时往往采取种种方法予以掩盖，不惜隐匿、伪造及销毁证据。在诉讼中，甚至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了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的调查有助于揭示事实真相，从而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使命。 　　对于当事人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而未调查收集的，在向检察机关申诉阶段，当事人再度申请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可为之。检察机关依当事人申请而调查收集证据具有补充性，是对当事人在特殊情况下举证不力的一种补强。检察机关依当事人的申请而调查取证，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益得到实现，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在获取证据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既非“分工关系”也非“结合关系”，而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 　　3　限定调查权的行使范围，强化当事人举证。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如何设定?笔者认为可以以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为基础，再增加对审判人员职务